近日，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3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官方微信通报称，最高检对此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查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错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3月26日北青网） 　　这两天，我们被发生于山东聊城的“刺死辱母案”刷屏。全国各地媒体的详细报道已经能够让我们大致勾勒出整个事件的脉络。梳理和观察媒体的关注焦点以及网民的相关评论，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对该案的反思大多集中在司法领域，重点体现在当事人防卫或故意的性质界定问题上。不过，“刺死辱母者”案虽是个司法案件，但我们的关注焦点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司法层面。 　　据媒体报道，这起案件是由暴力催债引起的。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但她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剩约17万余款没有资金归还。于是，她遭到暴力催债，进而因种种原因引发后续的命案。既然如此，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资金周转压力下，为什么苏银霞不求助银行反而冒着高息风险向他人借高利贷呢？ 　　其实，苏银霞这位企业家面临的融资困境正是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缩影，这背后是我国中小企业缺乏健全的金融支持体系下难以发展和壮大的辛酸泪。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现代商业银行有存款、贷款和结算三大主营业务，并通过低息吸收存款和高息发放贷款以赚取两者的利息差额。按常理，银行应非常乐意将钱贷出去，以维持较高的收益和利润。 　　但是，当前真正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中小企业数量其实并不多。数年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小企业经营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缺钱”成为中小企业的普遍难题，仅有15%的中小企业能从银行借到钱，超过半数依赖民间借贷。最近几年，随着银行信贷政策的逐步收紧，恐怕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中小企业数量只会越来越少。所以，我国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极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进行融资，而最终酿成“刺死辱母者”案件的导火索正是“民间借贷”。 　　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数量不多，这背后可能存在贷款成本较高等原因。有分析认为，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贷出100元，至少需要付出16元的成本，现在甚至更高。不过，这个成本相对苏银霞“月息10%”的高利贷来讲，恐怕要低得多。所以说，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银行“不愿贷”。在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银行担心企业倒闭造成贷款难以收回。所以，潜在的信贷风险使银行对当前潜在需求极其旺盛的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并不热心。 　　诚然，“刺死辱母案”更多地涉及法律伦理学，事关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和命运。但是，该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如果让中小企业背负着巨额高利贷的经济压力，我们又谈何振兴实体经济呢？因此，我们不能将该案的反思只停留在司法层面，更要看到背后的经济问题。如何以该事件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无疑将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