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因误读“枫桥经验”，透支基层对“减负”的信任丨新闻两点论

新闻两点论 《四川党的建设》 张微微

“村社吹哨、部门报到”本是为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困境而设计的良方，意在打通条块壁垒，让专业力量及时响应基层诉求。然而，这一机制在一些地方正在沦为形式主义的“空喊”。有基层干部反映：上级口头说得好，“解决不了可以上报，上面帮忙解决”，可一旦真上报了，不仅石沉大海、没有下文，过段时间反而等来一纸批评通报。如此“吹哨不报到、报到不办事、办事还追责”，让基层陷入“不敢吹、吹了也白吹”的尴尬境地。

有个别基层干部坦言：这背后，一个更深层的症结是对“枫桥经验”的严重误读。

“枫桥经验”的本意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强调的是基层主动作为、就地化解矛盾的能力，同时也承认基层能力有限、需要上级协作。然而，当下一些地方将“矛盾不出村”扭曲为“矛盾不能出村”，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异化为“基层必须化解矛盾”。这种误读把一种依靠主动性、灵活性的工作理念，变成了不讲条件、不计能力的硬性考核指令。当“小事不出村”变成“小事不能出村”，“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变成“基层必须化解矛盾”，“枫桥经验”就从一个本应为基层赋能的工作方法，变成了压垮基层的考核枷锁。而“村社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也在这种误读中沦为空谈——你既然发现了、上报了，说明你管了，那出了问题还是你的责任。最后造成的后果就是，基层宁可捂盖子、瞒问题，也不敢轻易“吹哨”。

为什么“吹哨”变成了“引火烧身”？根源就在于权责关系的扭曲与误读的叠加。一方面，部门“报到”缺乏刚性约束。吹哨之后，部门来不来、何时来、解决得如何，往往没有量化标准和问责机制，基层催不动、等不及。另一方面，考核的“板子”只打基层。问题上报后，上级若未能及时协调，最终被追责的依然是“属地”——因为“你辖区内的事，你没盯住、没闭环”。这种“权力上走、责任下放”“只批不帮，只压不担”的做法，把上级本应承担的资源调配、政策兜底责任，转嫁给了最末梢的村社。而这一切的合理化借口，恰恰是那个被误读了的“矛盾不上交”。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误读正在透支基层对“减负”的信任。当基层干部发现，每一次“吹哨”换来的不是援手而是通报，他们就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电动车违规上楼、消防隐患、邻里纠纷等反复出现的问题，基层只能反复劝说、治标不治本，陷入“低效循环”。而上级部门因为看不到真实的“哨声”，误以为辖区平安无事，风险却在暗中累积。到头来，小矛盾拖大、大矛盾拖炸。“枫桥经验”所倡导的“就地化解”本是为了降低治理成本，而误读后的“必须化解”却推高了隐性成本。

要避免“吹哨报到”沦为对“枫桥经验”的误读式空谈，必须从制度上正本清源。首先，要回归“枫桥经验”的本义：能解决的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及时上交，由上级研究并承担主要责任。“不上交”不等于“不能上交”，恰恰相反，该上交的不上交，才是最大的失职。其次，要建立“吹哨”的免责清单。对于基层确无执法权、专业能力无法解决的事项，只要如实上报并保留记录，后续问题不应由村社承担责任。再次，要硬化“报到”的响应时限和处置标准，将部门履职情况纳入其绩效考核，由基层反向评价。最后，上级要带头兑现“上报就帮忙”的承诺，对基层反映的问题要有回应、有跟进、有反馈，绝不能让“批评通报”成为唯一的回复。

基层治理的效能，不在口号多响亮，而在对规律多尊重。“枫桥经验”是一套充满辩证智慧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把砍削基层手脚的钢尺。只有纠正误读，让“吹哨”真正能“报到”，让“上报”真正有“回响”，才能打破“小事不能出村”的僵局，让“矛盾化解在基层”回归其科学内涵——既有基层的主动性，也有上级的担当，更有权责对等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