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两点论 宋凯
一句“我们定不了,得请示一下”,正在悄悄拖慢基层运转的节奏。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点名“过度请示”现象,直指一些干部在职责范围内“该拍板不拍板、该担当不担当”的现实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作风瑕疵,而是典型的治理效率损耗点。
从组织行为学来看,过度请示本质是一种“责任上移机制”的异化——原本应在本级闭环解决的问题,被不断向上转移,导致决策链条拉长、响应时滞增加,最终形成“决策拥堵”。表面看是“讲规矩”,实质却是把风险外包,把责任稀释。这种机制一旦固化,就会让组织运行从“高效执行”滑向“程序依赖”。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背后往往叠加三种心理:一是“避险思维”,宁可不作为,也不愿担责;二是“表演型忙碌”,通过频繁请示制造存在感;三是“能力焦虑”,不会干事,只能靠流程兜底。这三者叠加,最终消耗的是公共资源,稀释的是群众获得感。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请示本身,而在于边界失守。请示是制度工具,不是责任避风港。真正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强调的是“权责对等+授权清晰+容错机制”。该请示的必须规范请示,该拍板的必须果断拍板,该担责的必须扛得起来。否则,制度再严,也会被执行层面的“软处理”所消解。
治理的温度,往往体现在效率上。群众不关心你请示了几层,只关心问题多久解决。把“请示文化”校正为“担当文化”,关键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机制上进一步细化权责清单,让干部“知道能干什么”;二是导向上强化正向激励和容错纠错,让干部“敢干该干的事”。
说到底,真正负责任的政绩观,不是“事事请示”,而是“事事有着落”。该定就定,该干就干,让权力在边界内高效运转,这才是对群众、对事业最实在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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