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4-7-19 8:30:43)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李璧、潘浡、曾逢吉：
栽种金牛道行道树，他们功勋卓著 编者按 一条古蜀道，绵延三千里。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蜀道、走进蜀道、研究蜀道、推介蜀道，从考古、历史、文学、艺术、生态等多学科切入，深入挖掘提炼蜀道的文化价值，用生动研究讲述蜀道的恒久魅力，用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推进蜀道系统性研究。本期起，“天府周末”特别推出“专家学者蜀道行”专题，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聚焦蜀道研究，刊发系列文章，丰富人们对蜀道的认识，展示蜀道厚重多元的价值，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华蜀道遗产的学术声音。敬请垂注。 翠云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人工古柏林，是我国先民栽种行道树最好的历史见证，被视为生态文明的标本和范例。面对这份厚重的遗产，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历朝历代的种树人。遗憾的是，文献并没有把他们都记载下来，只有个别栽种行道树的功勋卓著者，才得以名存史传，流传至今。明朝剑州知州李璧、清朝梓潼缙绅潘浡和广元知县曾逢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璧：成就“三百长程十万树”的辉煌 清康熙初年，河北内丘人乔钵出任剑州知州，见到二百多年前李璧组织栽种的行道柏树已合抱成林，如苍龙蜿蜒，夏不见日，深深为这“三百长程十万树”的壮观景象所感动，遂创作《翠云廊》，并把这条从剑州南至阆中、西至梓潼的绿色长廊命名为“翠云廊”。这也道出翠云廊在明代的功勋人物李璧。 李璧，字白夫，广西武缘人（今广西武鸣）。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李璧被提拔为剑州知州。此前当地累遭战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李璧的首要任务就是治愈战乱创伤，恢复社会秩序。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设市场，招揽客商，禁止伪劣，搞活县域经济；扩建州城，提升城防能力；创建书院，就地培养人才；修复文物古迹，形成文化氛围等，成为剑州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知州，一直为人民所怀念。不过李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组织整治官道：“以石砌路”，对道路进行硬化；“两旁植柏树十万”，奠定了翠云廊古柏群的规模。 李璧继承历来种植行道树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是为稳定官道的路基，另一方面是为便于夏天往返行人遮阴乘凉。在任期间，他不仅组织大规模栽种柏树，还通过颁布政令禁止砍伐，清同治《剑州志》载，“剑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官道，古柏数十万株为璧所植，至今官民相禁剪伐。”明清以来文人编修州志、撰写记文，无不确认翠云廊柏树的栽种者是李璧。明万历年中，剑州人朱彩在《重修文庙记》中称：“剑道植柏，盖武缘李公遗荫。”清同治《剑州志》写道：“古柏数万株，为璧所植。”正是李璧主持栽种行道柏树十万余株，才成就了后世翠云廊的辉煌。 潘浡：翠云廊“四万株松之斋”的主人 虽然翠云廊的得名是在清康熙初年，但其却是在历朝历代沿线官府和百姓种植和管护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里，总会出现一些对翠云廊贡献特别多的人，潘浡就是清朝栽种柏树最多的人。 潘浡，字敏中，梓潼县石牛镇人。地方文史资料显示，潘浡为贡生，不过咸丰《重修梓潼县志》贡生名录中并无其人，或者是为奖掖其栽种柏树的功德而追赠的。根据现存于梓潼七曲山大庙天尊殿的左厢房牛王神台左侧刻立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的《七曲山栽柏碑记》，他是清代在翠云廊西段组织栽种柏树最多的人。 这轮大规模栽种柏树始于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当时云南石屏县举人朱廉已离任梓潼知县，其在任时见到明末清初动乱之后，七曲山及沿古道柏树稀疏，发愿要在这一带栽种柏树两万株。不过这一宏愿是潘浡来组织实施的。潘浡在七曲山大庙中建造三间住房，带领其子子岱、子羽及孙永楠举家迁入庙中，开始了长达十年余的植树行动。 首先就近租地四亩，进行树苗培育，又出资在大庙到许州方向的下场口挖掘水塘一口，收集储存雨水，用作浇灌树苗。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潘浡逝世，才栽种一万八千多株，没有完成栽种柏树的计划。临终嘱其子孙完成其未竟之业。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安徽贵池县人吕宗圣担任梓潼知县，深为潘浡至死不渝的栽树初心所感动，支持在大庙内刻立这通《七曲山载柏碑记》，以缅怀潘浡栽种柏树的功德。 潘子岱、潘子羽及孙潘永楠牢记潘浡遗嘱，继续在翠云廊西南段栽种柏树，前后共栽二万四千株，加上原有的一万六千株，合计四万株，潘氏自然颇有成就感，欣喜地将其在大庙中的三间屋舍起名为“四万株松之斋”。 潘氏后来回居大庙山下，但并未放弃所栽柏树的管护，把庙内屋舍直接招租给佃户，令其养护潘氏栽种的这二万多株柏树。 潘子岱及其子潘永楠还为七曲山“晋柏”修建护栏。大庙内“应梦仙台”旁有一株古柏，明清以来一直称作“晋柏”，有传说是西晋张亚子栽种的，也有传说就是张亚子的化身。“晋柏”的神化造成自身灾难，一些当地人竟然刮其表皮来治病，这就加速“晋柏”的死亡。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潘子岱及其子潘永楠为这株古柏建造护栏，还翻刻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梓潼官绅赵彦撰写的《晋柏记》。虽然这株古柏还是在晚清干枯了，但在潘氏护栏内至今屹立在七曲山上。 曾逢吉：金牛道行道树种植的“另类”官员 金牛道穿越的山区适合栽种柏树，这是不争的事实，翠云廊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清嘉庆年间的广元县令曾逢吉却宣称广元不适合栽种柏树，只适合栽种桑树，由此在其境内官道两旁种植桑树23万多株，可谓金牛道行道树种植史上的一个“另类”。 曾逢吉，号小楼，湖北安陆府京山县人（今湖北京山）。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被选调为昭化知县（今四川广元昭化）。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调任广元（今四川广元）知县，在任期间代署过眉山县知县。 昭化和广元是金牛道的重要节点，曾逢吉在此任职与所有官员一样，都得整修这条贯穿全境的官道，其中就包括栽种和管护行道树。不过，他组织栽种的行道树不是上级规定的柏树，而是桑树。 当时保宁知府明文要求下辖各州县，在驿道两旁栽植柏树、柳树、桑树等林木。曾逢吉上报知府，广元土壤不适合种植柏树，而种植柳树又容易被行人折取，请求在广元境内只栽种桑树。保宁知府同意了他的请求。实际上，曾逢吉要求栽种桑树的真正原因并非土地不适合栽种柏树，而是想“以桑代柏”，增加沿线百姓的收益。 曾逢吉原本就是一个蚕桑钟情者，在任昭化知县时，就号召百姓栽桑养蚕，特意修建供奉蚕神的先蚕祠。后来还为劝谕和指导百姓栽桑养蚕，撰写《树桑琐言八则》《树桑五法》《树桑三利》等作品。现在只栽种桑树的请求得到了准允，他立即发起大规模的行道桑树栽种行动。 曾逢吉首先对广元境内的官道进行重新测量，其次命令和动员沿线乡里村社官道栽种桑树，规定每里驿道两旁栽桑360株。还建立谁种植、谁管理、谁受益的管理机制，确定四级奖励办法，即植50—100株者奖小银牌一面；植150—200株者奖大银牌一面；植300—400株者奖布一匹；植500以上者奖绢一匹，并“亲写匾额，旌表勤劳”。结果县境各官道两旁种桑达231633株。到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他离任时，“千里驿道，皆桑树成荫，胜过河阳桃花、江南柳色”。 桑树没有柏树的寿命长，曾逢吉组织栽种的桑树没有存活到今天，但在金牛道上种植行道桑树的“奇行异举”一直记载在地方历史文献中，其《蚕桑十二事图》更是宝贵的蚕桑实物史料，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曾逢吉以政绩优等升任松潘同知，为避免后人遗忘栽桑养蚕这件民生大事，绘制《蚕桑十二事图》，通过选椹、种桑、树桑、条桑、窝种、体蚕、馁蚕、起眠、上蔟、分茧、腌种、缫丝等12幅图，清晰展示栽桑、养蚕、缫丝的全过程，并刻碑立于昭化县先蚕祠内，供后人学习观摩。民国时，此石刻移陈于广元南门蚕桑局内，现存于广元市皇泽寺“蚕桑亭”内。 （蔡东洲系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缑涛、马万超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