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3-12-22 9:22:13) 光明日报 编辑：盛飞
| 编者按
五代十国时期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是画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这幅画卷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在家设宴、载歌行乐的场面。画面中记载的是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由五段场景构成，展现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家具发展、乐舞文化、服饰样貌等多样内容，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南唐人物画色彩造型、材料与工艺的重要借鉴，也为中国美学发展研究、考古研究等提供了诸多图像证据。 在上一期讨论中，围绕艺术史研究方法转向的问题，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祝帅认为，艺术史研究要紧扣“艺术”本体，否则会削弱艺术史的学科独立性；董丽慧提出，有效的跨界有利于实现艺术史与更多样学科、更多元文化、更多媒介资源的共创共生。本期黄小峰和曹芳芳两位学者继续就这一话题进行探讨。艺术史研究是坚持本体研究更重要，还是跨界开放更重要？我们期待更多人参与讨论。 开放的美术史更有活力 作者：黄小峰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倾向，具有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背景的学者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带来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角度，推动了艺术史研究的演变。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担忧多元的研究视角忽略了艺术本体，弱化了艺术审美。本文以美术史为例，探讨在关注本体与开放多元的研究方向中，美术史如何既增强学科活力又不迷失方向。 尽管美术在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但研究美术的学问——“美术史”却相对小众，美术史这门学科带给人们的陌生感普遍存在，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它也是一门看起来偏冷门的学科，大众对美术史学科的接受和认知度有限。为应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大学的美术史课程设置也在悄悄发生变革，虽然每所大学的变革各有千秋，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相似的，这些改变都是从美术史的读者、观众或者说接受者出发的，我们都希望美术史能吸引更多人，更有趣味，更能激发出问题。 正如耶鲁大学美术史系在变革美术史通识课程的通报中所说，“多元化”贯穿在美术史的各个方面：老师的背景在“多元化”，研究兴趣在“多元化”，研究领域在“多元化”，而大学的学生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多元化”。以美术史的接受者，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为中心看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这种发生在大学里的转变和美术史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转变有密切关系。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遍地开花、公共艺术教育的繁荣、艺术品传播方式的变化等，都使得美术史的读者、观者等接受者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美术史课程的改变，是为了把接受者从专业的学者群体扩展到普通人群。 自从线上讲座、在线研讨会等云端学术模式出现之后，美术史的学术资源就变得越来越开放，日益进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美术史学者也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多媒体领域进行美术史的表达。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学者尹吉男教授在三联书店主编了一套叫作“开放的艺术史”的美术史丛书。他说，期待中国出现像歌迷、影迷、戏迷一样的“美术史迷”，能有许多年轻人喜欢阅读美术史相关的书籍。 在中国，相比起人文社科的其他领域，美术史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从1957年在专业类艺术院校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算起，它作为高等教育专业的历史不过就是66年。全国首批美术史博士生的招收时间更是只有三十几年。中国的美术史学科相对年轻。在信息开放、观念开放的当代社会，美术史应该以更加开放多元的姿态活跃于人文社科领域之中。 在全球化时代的学科发展中，交叉学科、跨学科互动成为关键词。在国家层面，新文科、新工科、新艺科的提出也响应了这个时代趋势。这些观念交织在一起，使得美术史更加重要，重要到不能只留给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史家。 总体而言，美术史学科显现出的蓬勃生机，既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文学科发展的共通性，也体现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高。无疑，对美术史关注度的增长，反映了时代的主题。开放的美术史，使它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美术史成为越来越多人愿意消费的知识对象。美术史成为大众关注的知识领域，这与国家层面提倡“美育”的观念也不谋而合。 美术史学科的发展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视觉文化又是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在日新月异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时代，美术史面对的核心研究对象其实是图像。在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图像”在现代人文学科中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不仅给历史学等经典人文学科带来了很多新资源，也为美术史学科本身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图像在美术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使得图像细读成为普遍的研究取向。数字化技术对于艺术品图像的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图像细读提供了便利。 图像细读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经典的鉴定学、鉴赏学，以及各种新的研究思路。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入，使得图像细读成为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比如，科学图像成为图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如果没有科学史、医学史、博物学等学科的进入，很难想象会在图像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由于各个学科的介入，美术史与图像研究的视野才能够不断扩大。地图研究的方兴未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图像细读的研究取向中，一些欧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成功地激起了中国美术史学者的共鸣。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近些年来在中国的美术史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部别样的绘画描述集》和最近一本译介的著作《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都展示出了图像细读的魅力。 图像细读充分调动了艺术品的观者的能动性，更进一步推动了美术史走向开放。无论是把艺术品作为实物还是图像，对其的研究和细读，都会走向视觉经验和观看经验的大问题。有很多学者都在视觉文化理论和图像理论方面对于观看问题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英国美术史家贡布里希著作的《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在视觉媒介日趋多元的当下，对于观看问题的讨论变得十分多元。观看是一种感觉、感知，它是艺术品与人发生关系的前提。强调对艺术品的观看和感知的历史性研究，是美术史研究近年来的重要面向。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像柯律格、石守谦对于中国绘画观众的讨论，也反映出了对观看问题的新思考。 对艺术作品媒材的重视，也体现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台北故宫博物院何炎泉博士对于宋代书法作品中花笺的研究，借助于高清数字技术，呈现出过去很少为美术史研究者所注意的宋代书法笺纸的图案与工艺，由此为宋代文化史、绘画史、书法史扩展了新的研究视野。“技术艺术史”也在这种回归实物的研究视角下得到了重视。通过对艺术品生产与制造过程的详尽考察与复原，许多很少被注意到的形式风格与意义问题都有了新的解释思路。 在中国的美术史学界，近年来对于美术史方法的讨论很频繁。学者们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多元开放的视角是否会削弱艺术本体的研究。笔者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将会并存且各自发挥不同作用。美术史学科在开放中展现出的勃勃生机，或许就是其不断前行的动力。多学科背景的美术史研究者，必定会不断地扩大美术史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影响力，同时也推动美术史学科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作者：黄小峰，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艺术史研究不能与“艺术”无关 作者：曹芳芳 21世纪以来，随着新的研究理论与模式被不断引入，艺术史研究的视域也越来越开放，过去以视觉、审美、风格为学科基础的艺术史研究，走进了更为广阔的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虽然新模式、新技术极大拓展了艺术史研究的边界，艺术史逐渐进入“公共场域”，变得“大众化”，但这种深度融合与跨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艺术史研究面临新的问题——艺术史内核模糊、研究泛化，与同行兄弟学科趋同。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过多的跨界容易引发渐进式的走失，导致学科的平庸与隐退，艺术史越来越与“艺术”无关。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延续既有学术传统的同时，做好守正的工作。 艺术史是研究人类艺术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1844年柏林大学设立了第一个艺术（美术）史教席，19世纪中叶艺术史学科在德语国家的大学中先后建立。作为艺术史研究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美国德裔艺术史学者潘诺夫斯基著有《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阐明了现代艺术史的人文观念来源和基本工作方法，即以艺术家、艺术作品为本体，以审美判断和风格分析为学科特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从而勾勒出美术历史、美术思潮与美术流派的面貌。这种研究方法历经百年，至今已蔚为大观，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艺术史的使命与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艺术本体。艺术史的一切研究指向与方法都必须围绕艺术本体来进行，不管是传统方法，还是借鉴或引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均需如此。而现在，一些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其实是以艺术来研究历史，艺术是研究的手段和桥梁，而并非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因此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这种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本体相对疏离，同时也背离了艺术史研究的初衷，削弱了艺术史这门学科的立论基础。若没有了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还谈何跨学科？其次，这种新潮的艺术史研究忽略了艺术史本体论与认识论，反而过度热衷方法论，过分重视微观研究，缺乏艺术史学宏观研究。再次，这样的跨学科艺术研究，往往无法深刻理解艺术本身的技法、内涵与意蕴，因此多数在艺术本体外围打转，并非对艺术作品本体的实质研究。每一个学科各有其使命与目标，艺术史可以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有所交叉，但不应成为那些学科的附属工具。艺术史必须坚守自身学科特质的研究理路与目标——本体研究是主流、是主干、是主体、是正途。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说说考古学对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现代艺术史是考古学的“伴生史”，同时考古材料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重要构成部分，因而艺术史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笔者曾从事考古学习与研究，从考古学的建立基础与学科特色方面得到了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考古学有其独立自主的学科特性。首先，考古学具有明确的概念。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其次，考古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讲，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人类活动产生的文化遗物，也包括经过人类干预的自然遗物，以及人类活动形成的各类遗迹和它们在空间上集合而成的遗址和区域。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有明确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采用科学与系统的方法，获取和记录埋藏在地下和散布于地上的各类实物与遗迹资料，并使用不同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检测分析，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进而形成自成体系的野外调查、勘探、发掘和室内整理、分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科学的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基本标志。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如地层学、类型学等。其中一些考古学理论还具有中国特色，如“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文明判断的中国标准等。虽然考古学研究也愈加多元化，但有明确的本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根基就不会动摇。 艺术史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如何区分艺术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呢？怀抱不同的学科使命，运用不同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指向不同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成果。艺术史研究以艺术作品为第一性资料，同时伴有审美判断与风格分析，通过这两点可与历史学、考古学划清界限。同时，这种明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指向，使其不仅能与同门类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有所区别，而且也可与哲学、美学等指导理论区别开来。因此，艺术史学科欲发挥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其研究也必须从本体出发，运用自身特有的研究指向与研究方法，主导安身立命的研究内容。 当然，强调艺术史研究必须坚守本体研究，并不是完全否定跨学科研究的价值。 艺术史研究范畴广阔。比如以工艺美术的角度说，从9000年前玉文化萌芽，到5000年前令人叹为观止的良渚文化玉器与“神徽”形象，再到当代融入玉文明的奥运奖牌传递出国家文脉与形象，与玉有关的艺术创作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这些艺术作品蕴藏着丰富的时代背景、社会因素与审美风尚，包含着经典或创新的技艺、技法和艺术理念，也通常饱含着光辉的人性价值，更蕴含着恒久的美和艺术性。因此艺术史研究，需要不断丰富其内涵。 总之，艺术史研究需先守正，在传统与本体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要系统总结艺术史发展的历史特征和规律，以艺术本体为中心，汲取艺术品所蕴含的美学标识、价值标准和深邃意蕴。（作者：曹芳芳，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张玉梅、于园媛、许馨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