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3-11-6 9:22:36)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和变革的历史。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之一，虽有低谷和坎坷，但绵延5000多年没有断流，创新作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和处变中不断升华，产生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思想巨匠、伟大科技成果、伟大艺术作品，涵养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锻造了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民族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创造了丰盛的物质文明，提升了发展质量和效益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文明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还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技发明，中华民族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约两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釜），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一万年前，我国南方上山文化开了水稻种植的先河，北方旱地开始种植粟和黍。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出土了让世界惊艳的彩陶。二里头文化遗址展现了以司母戊大方鼎为代表的雄伟壮丽的青铜文明，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浩大的古城墙向世界证实我们与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在距今5300—3800年前后，多个高度发达、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局面。 创新是科学发明的基础。我们的祖先在7000年前发明了榫卯木结构的建筑技术，六七千年前发明夯土建筑技术、养蚕丝织技术，4000多年前发明了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器的技术，2800年前发明了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秦汉时期，纸张、指南针、织布机、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相继问世，形成了算学、天学、舆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这些伟大成就泽被宇内，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充分肯定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新中国成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研制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籼型杂交水稻大大提高粮食产量……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科技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嫦娥”登月球，“天问”探火星，“神十三”和“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海斗一号”等遨游海洋，量子科技不断取得突破，高速铁路、智能电网、5G研发等先进技术纷纷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1位，连续10年稳步提升，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科技创新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了新领域新赛道，大大提升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中华民族在文脉绵延中不断创新，沉淀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脉绵延，生生不息。创新作为民族性格，跨越五千多年时空，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进步，也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诸子百家争鸣”让中国思想文化有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是世界史上重要的人类精神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家活跃于政治和学术舞台，他们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被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加入“轴心时代”的序列当中，与西方、印度、中东的思想文化相互辉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文化创新的体现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中国在文字、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的创造与创新为人类文化宝库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中国汉字的创新和发展对古代文化的蓬勃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到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后来秦朝用篆书实现了“书同文”。再从汉代的隶书，到唐朝楷书、行书、草书发展的新境地，中国的书法艺术日臻成熟。与文字相伴而生的中国绘画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形成了国画、山水画、花鸟画等类型，各类艺术风格的创新展现了中国绘画的魅力。中国古代文学中诗、词、曲、赋、小说等多种体裁，展现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奠定了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道德伦理方面，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创新。从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展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直至宋代，发展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责任。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精神文明，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东亚文明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主体，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它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具有重要的文化创新意义。 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中不断创新，铸就了辉煌的政治文明，推动了发展道路与时俱进 中国在距今5100年左右出现了区域王权，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不断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革。“知常明变，与时俱进”是我国政治文明的显著特征。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主张。《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荀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在国家治理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一个就是“坚持人民至上”，抓住了新时代大党强党建设的根本和关键，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是对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重贤理念。“任人唯贤”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选人用人的理念和标准。早在周代就有乡举里选制，两汉时期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九品中正制。从隋代开始，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人用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康有为《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孙中山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即“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大同思想崇尚和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与西方的“零和博弈”、丛林法则有很大的差异，也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进入新时代，我们秉承“协和万邦”的理念，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大同理念，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创新排在了第一位，突出了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劲号角，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中明确指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创新这一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内生动力已成为中国的发展战略重心之一。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民族。创新作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性格，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密码之一，也是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风雷激荡中挺立潮头，在闯关夺隘中开拓新局，在砥砺奋进中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