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县令》:戏曲文学与戏曲舞台的创新表达

http://www.scol.com.cn(2022-9-23 10:38:04)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王淼
作者:王淼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9月15日晚,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上,由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四川省川剧院等出品的大型原创川剧《草鞋县令》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这也是文艺川军时隔15年,再获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国家舞台艺术的最高政府奖。

  该剧以清代嘉庆年间60岁出山的江西临川人、四川什邡县令纪大奎为原型,以治水事件为核心,描写了一位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士大夫形象,该剧力求保留川剧的特点,强调戏曲手法和程式的运用,不失为一部在创新中传承的剧目。

  该剧的核心场次“盟誓”“行贿”“夜探”三场,不仅是该剧的高潮和转折点,更是该剧的亮点和戏眼。本文拟就戏曲文学和舞台表达的结合讨论《草鞋县令》的艺术特色。

  戏曲文学的“通俗化”

  《草鞋县令》注重戏曲文学通俗化的表达,兼顾了文学性和戏剧性的特点。

  《草鞋县令》一剧唱词文白夹杂、道白明白晓畅。剧作中并没有大量使用俗语和俚语,而以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为主。尤其是描写高景关山民采茶的一段戏,在写景抒情上颇有意境。再如纪大奎与吴首领盟誓的一段戏,“若违此誓,断如此箭”,吴首领为了山民日后能够脱籍为民不惜杀身成仁,令人感慨。“夜探”一场,纪大奎和家人雍奴为了找寻治水的良方不惜夜半探山,这场戏与《杨门女将》的“探谷”一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故事据说已经酝酿了数十年,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剧作家进行创作,但始终未能搬上舞台。成都市川剧院编剧杨椽与什邡缘分匪浅,“旧事重提”创作了这部剧。他挖掘了纪大奎这位不顾年迈之身由江西临川到四川什邡造福乡里的清廉官员,让观众看到了为官者的操守和底线,塑造了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苍生的幸福为己任的人物形象。近年来,舞台上不乏清官形象,如赵抃、苏轼等,但纪大奎是独一份,他即使被罢官反省期间仍不惜夜探高景关,他有清官的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也有士大夫的圆滑。

  明末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指出戏曲创作的原则:“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戒讽刺、脱窠臼。”亚里士多德也特别注重情节的选择。在故事内容选定之后,情节的选择至关重要,哪些情节需要重点描写、哪些情节属于过场戏和陪衬,皆在编剧的锦心妙手。

  舞台时长有限,容量更有限,如何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长里讲清楚一件故事并不容易。该剧围绕纪大奎为山民兴修水利事件展开,几乎没有其他支线,使得剧情紧凑,即便是关系不大的“行贿”一场也并不显得过于出戏。

  纪大奎的人物形象是士大夫的典型之一,他们饱读诗书,以知识分子自立,时而刚愎自用,时而圆滑成熟,时而刚正不阿,纪大奎、杨承祖实际上都是他们的代言人,只有如此,才显得人物的丰富和多元。不得不提的是以吴首领为代表的山民,如果说开头的下跪喊冤过于卑微,那么吴首领盟誓自杀、乞儿悔恨的自尽颇见其反抗精神,这在古今剧坛并不多见,足见编剧的用心良苦。

  “再戏曲化”的创新表达

  所谓“再戏曲化”即侧重于用戏曲的手法、审美、程式来解决戏曲的问题,注重戏曲特质的现代表达和创新运用,试图促进戏曲现代化的转变,最终完成“现代戏曲”的使命。

  “盟誓”这场戏描写的是纪大奎为解决高景关灾民的饥荒提出“以茶换粮”的政策,不料县丞杨承祖乘机埋下伏兵,暗放冷箭,导致吴首领受重伤,眼看要激起民变,纪大奎与吴首领折箭为盟,发誓许诺要上奏朝廷为五千罪民脱罪,吴首领因拔箭不治而亡。这场戏巧妙地利用了县丞的介入导致吴首领的死,营造了全剧的第一个小高潮。纪大奎以老生应工、吴首领以二花脸应工,是传统戏曲里经典的老生、花脸对儿戏,颇有看点。

  纪大奎上山之前,山民们有一段采茶的舞蹈,这段表演看似不起眼,但是把握住了戏曲的核心,一方面舒缓的节奏和表演为后面的惨烈和紧张做好烘托,另一方面,看似闲笔的采茶舞不仅点出山民种茶采茶的不易,更揭示了山民对于茶叶换粮食的无比期待,也呼应了该剧开头灾民不顾生命危险到县衙击鼓喊冤的情节。另一处颇见功力的舞蹈场景是吴首领带领村民试图开山引水前的祭拜。在红色灯光和雾气之中,吴首领率领村民朝着山石祭拜,希望宽恕自己的罪孽。

  在得知茶叶被没收、“误会”纪大奎之后,吴首领怒不可遏,几处扎势和身架雕塑感极强,颇见功力。这种误会源于杨承祖的渔翁取利,所以没有杨承祖的出现,“戏剧性”便不复存在。吴首领的中箭将“盟誓”一场戏推向高潮,舞台灯光瞬间改为红色,与本场开头的绿色形成鲜明对比。传统戏《伐东吴》的“启箭”一场有类似的场景。吴首领为了山民能够脱去罪籍,情愿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与纪大奎盟誓。吴首领拔箭而出,“若有违背,愿如此箭”,说毕将箭一分为二。拔箭、盟誓的场景在戏曲里极为常见,在锣鼓的烘托下,吴首领的杀身取义成仁颇能“动人”。如果按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来看待此处的场景,十分恰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通过引起人的恐惧和怜悯的情感再净化之,使人得到精神和情感上的升华。如此来看,吴首领拔箭引起了观众的恐怖之心,而他的壮烈牺牲又引起了观众的怜悯之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净化的过程。如果按照古典戏曲“教化”的功能论来看,似乎亦无不可。所以说,中西戏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的,只是需要具体到舞台演出上来审视。

  戏曲的本质是综合艺术,它是以脚色制、程式化、虚拟化、写意化为特点的艺术。“盟誓”一场不仅利用了古典戏曲中的场景安排,更采用了舞蹈、灯光、音乐等多种手段烘托,真正实现了“综合化”“再戏曲化”。

  再来看“行贿”这场戏。这场戏其实与整个剧没有太大关联,属于的的确确的“支线”,只是为了表现纪大奎的廉洁,但可贵的是这场戏“戏味”很浓。几位奸商为了巴结纪大奎,不惜各种贿赂,或刻书、或送礼、或请纪大奎题字,此时出现了纪大奎的一次心理戏,光区的分割和琵琶女的出现都强化了这种心理景象,纪大奎在复杂纠葛中完成了一次人性的考验,他提笔写下了“离微不二”四个字。古典戏曲常有题字的场景,一般以虚拟化代替,如秦腔《春秋笔》“杀驿”一场,吴承恩替主一死在驿站墙壁上留下的绝命诗,《庚娘传》“杀仇”一场中杀人报仇后的绝命诗等。但该戏借用话剧的手法“以实写实”,虽然失去了想象空间,但却留下了视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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