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关于“江苏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剑锋职务调整通知”受到广泛关注。通知显示，该干部一人身兼46个议事协调机构领导职务，其中组长17个、副组长24个、总指挥1个、主任1个、副主任3个。徐州官方回应称，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的，是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不单独设立办事机构，不增加编制和经费，不涉及干部职级，在达到期限或预定条件时予以撤销。（1月13日 新京报） 　　虽说机构将“过期作废”，但诸多职务集于一人之身，还是产生了不小的舆论漩涡。然而，其暴露的症候并不新近，检索江苏省多地政府网站，议事协调机构普遍过百，不少领导兼职近半百的现象由来已久。有领导干部大吐苦水，议事协调机构众多已成为“文山会海”之源。 　　如今，政绩考核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基层政府的“命门”往往不止一处，感到压力徒增、设置多个议事协调机构也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许多任务工作需要耗费精力、人力，议事协调机构过多过滥，不仅使得领导干部包揽事务繁冗，无暇深入了解群众诉求，工作整体上呈现分而治之的运动式特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必要的持久性，易于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还扰乱了政府部门正常的行政节奏，大大降低运行效率，屡屡出现履职真空、推诿扯皮的情况。长此以往，必然带来行政资源的损耗，政府运营成本的增加，并损害个体福利，最终给地方治理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效应。 　　鉴于此，全国各地已大量裁撤合并议事协调机构。新华社2014年10月发布报道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相关机构。但随着时间推移，应撤未撤的阶段型、临时型机构又卷土重来。 　　撤并议事协调机构之难，从这里可窥见一斑，其与领导干部施政理念落后，事事指望通过会议、协调来解决不无关系。但不跳出这一“领导很忙”的怪圈，精简政府机构、加快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或许无从谈起，必须愈难愈进，非进不可。 　　笔者认为，推进议事协调机构的清理工作，必须靠两个轮子，一个是行政法规，一个是问责办法。首先是将议事协调机构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创新依法长效监管机制，严格规范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任务、职责、撤销条件及期限等，并加强地方领导干部法规学习，进行价值的定性校正，使其思想上率先挣脱事务主义的泥淖。其次，建立地方主要领导问责制，从源头打击议事协调机构“叠床架屋”，抵遏其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