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湖南地方教材存在致命错误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编辑这本教材的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通过其官网最新回应称，“就该教材部分内容不全面、不完善、更新不及时向全省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表示歉意，并将印发更正通知。”（9月7日中国青年网） 　　湖南地方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一书中，“溺水怎么救”相关内容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户外运动教练、长沙市红十字会救护员、学生家长罗格在发现差错后，及时向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提出意见。湖南省教育厅对此事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及医护人员，对该教材中错误的部门进行了纠正。并对该教材出现错误向全省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表示歉意。这种虚心听取民众意见及时纠正错误的行为值得肯定，但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实不应该。 　　准确严谨是教材的生命，确保教材绝对准确，才能确保教材的权威。然而，这几年，教材屡屡出现错误。如：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作霖的历史照片有误；鄂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成为“我寄悉心与明月”；还有媒体报道，高教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该书附录漏排内容达八九页，字数达八千字之多。不仅如此，书中显示，韩愈生于768年，卒于783年，只活了15岁。还有像江苏教育出版社四年级课本《田忌赛马》中孙膑“穿越”坐后朝才出现的轮椅，荀子坐凳子读纸质书等等错误也层出不穷。教材之误，也不禁让人担心这些教科书能否胜任传知启智、教化育人的重担。 　　每一次出现错误后，有关部门进行纠正是必要的，向社会作出道歉也是应该的。但这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把纠错的关口前移。不可否认，受编者知识层面、编写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教材错误在所难免。但这个时代比以往更有机会及时纠正错误。比如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查证，调集各种资料时行分析等。但如果放松警惕，那么这个容易纠错的时代，就更容易出错。试想，如果湖南教育部门能像现在这样，在编写地方教材时，也能组织救援专业人员及医护人员对《生命与健康常识》这一教材进行论证，那这种错误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教材出错的不良影响相当严重，教科书出错就是严重责任事故。教科书中出现差错后，被人挑出来并予以改正，但新的差错又层出不穷。错了就改、改了再犯，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正处于学习和成长关键期的孩子，却受到了很大伤害。一本教材至少要印数万份，有的多印数十万份，数百万份甚至数千万份。教科书中哪怕出现一点点低级错误，就会影响数万、数百万学生，就是再多的道歉也是没法弥补的。编写教材的部门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比错误本身更贻害无穷。对于教科书错误不能容忍，必须将其当作严重事故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的处理。要严格编写程序，设置纠错机制，防止一些环节上出现问题。另外，随着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打破以往由一家出版社垄断全国中小学教材市场的局面，要使教材出版多元化，让各地同类教材之间进行竞争。（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