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深兵早上8点就赶到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14年前和他一同被控为“乐平5· 24杀人案”嫌犯的另4人在1个小时后站在了江西高院的审判席上，听着法官宣读（2016）赣刑再1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判，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无罪。判决书称，此案现场物证不能与四原审被告人相关联，不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对辩护人提出的此案系方林崽所为的意见，江西高院称因方林崽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采纳。12月22日下午，包括汪深兵在内的5名“蒙冤者”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5人讲述了被抓捕、刑讯逼供、追逃的经历。（12月23日《京华时报》） 　　相比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冤魂，这几位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活着。就此案来说。对地方公检法端上来的这道“毒菜”，江西高院给予“拒吃”，这种对冤假错案的纠错，这就给这几个当事人带来了生机。无论是谁，都感到了一点欣慰。然而，那么多环节，从公安机关到检察院再到法院，为什么还是造成了冤假错案？这就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从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到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等，哪一起冤假错案不是与刑讯逼供有关？方春平称，被审讯期间，他被悬空吊了一晚，其间晕了几次，至今手上还残留着曾遭刑讯的痕迹。程立和称，他也遭到了和方春平一样的刑讯逼供，“15年过去了，手还经常麻木，提不起重物”。4名被告人还分别指出了刑讯逼供的人员名字……他们一致要求对参与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在查实的基础上给予惩罚。 　　近些年，刑讯逼供几乎“遍地开花”。就拿本案来说，江西高院称，相关现场的物证不能与四原审被告人相关联，不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现场物证均不能与原被告相关联。例如，公安机关对发现场被害人蒋某某双手绑绳、摩托车绑绳，以及烟盒、打火机残片、塑料袋等五证提取的附着物，均未检出STR分型，无法与四原审被告人额DNA比对，对现场提取的烟蒂，有11枚检出STR分型。而且，均与四原审被告人的DNA不一致。另外，此案没有提取到任何作案凶器。所以，这么明显的“物证不能与原被告相关”，怎能就能“依法”做出以前那样的判决呢？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这个词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它造成的冤案不断。它混淆是非，反人道，导致冤假错案，造成不公正判决，这已成为司法制度疏忽权利保障的一颗毒瘤。刑讯逼供提高了执法成本，增加了社会负担，增添了民众的恐惧感，加大了群体的裂痕，亵渎了公平正义。至于蒙冤者所受的苦、遭的罪，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述。如此巨大的代价，就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赔偿金何来？不还是从纳税人的腰包里出？ 　　对刑讯逼供的容忍，就是对真相和正义的亵渎。而对刑讯逼供办案人员的处罚，与民众期待的“严惩”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呼格吉勒图案中的刑讯逼供者，处理后都没有赢得家属和民众的认可。而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破案率”带来的压力，就是某些办案人员的自私残忍，或是其对贪功的渴望。更令人遗憾的是，监督不严造成刑讯逼供后承担的责任较轻，这就变相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由此可见，堵住源头，就能减少甚至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一个可操作的制度远胜于过后的不停反思和赔偿。这需要启发政法人员的良知和法权意识，这需提高刑讯逼供违法的成本，这需要对执法者更严格的监督等。 　　做到上述这些，就有理由相信，只要对刑讯逼供毫不放任、纵容，保持高压态势，在努力保障审判独立的前提下，严格遵守刑法中的第247条，刑讯逼供这一页是可以翻过去的，但前提是：需要去做、去执行。（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