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报道了云南省内部分高校助学金申请会沦为“比惨大会”、学生很无奈的新闻。随即，云南省教育厅就在官网上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成立三级组织机构，坚持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原则，精准识别对象。其中，评议认定不得要求申请认定学生在公开场合陈述申请理由。（11月16日春城晚报） 　　申请助学金弄得像海选PK，改善生活像犯下弥天大罪——近来，有关“贫困生”的话题，简直令人拍案称奇。这样的例子，还不是孤本：有大学生因穿耐克鞋被一笔勾销了助学金，然而耐克鞋是家人省吃俭用买的；西北师范大学被曝以助学金强迫学生打扫公寓；云南多所高校让贫困生登台演讲“比穷”……这花花世界，已沉醉不醒。 　　只是，贫困不是罪过，救助本属公义。 　　这个道理，自古而然。在人类悲天悯人的价值坐标上，总有些亘古沿袭下来的底线之善。正因如此，“嗟、来食”的嘴脸，才会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一则，对贫困生的道德关怀，是经济救助的底线责任。不是说你发了几张钞票，就有了要求其“展览私隐”的特权。贫困境遇领域消费主义之恶，是对贫困生赤裸裸的伤害。二则，高校扶贫工作多来自财政支持，少数来自社会捐助。无论是公共责任或慈善本真，都不会以野蛮的“比惨”方式，要求贫困生PK以获得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高校的监管部门或出资的捐款方，有追究相关高校认定贫困生资格程序正义的责任。 　　自己的学生，究竟贫困到什么状况，不知情、不了解，最后竟然要以“比惨”的陈述方式来认定，那么，师生之间、教育与被教育者之前，又隔阂到了什么地步？在这样的学校里，班主任或辅导员不认识自己的学生、教授或导师不清楚班级的学情，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按理说，贫困不贫困，校方最知情。只要沉下身子访一访、问一问，“廉租房成唐僧肉”的闹剧，断不至于在高校上演。遗憾的是，校方却懒政式地选择了最表面、最浮夸的形式，以欣赏演出的姿势，按下了娱乐化的表决器。往小处说，这是对扶贫工作的不尽心；往大处说，已然在与“双一流”反方向的道上一路狂奔。 　　如果对于后赋差异与代际区隔不能秉持理性且温润之心，再是花枝招展的教育，怕也难掩半死不活的气息。穿了双耐克鞋，贫困资格没了；表演了回贫困生，导师为你“转身”。这种滑稽而荒唐的决策流程，竟在21世纪的中国高校成为流弊，凡此种种，所揭示的，大概是整个高校行政化的诡谲生态。 　　一言蔽之，贫困生认定成了“比惨大会”，是官僚化、泛娱乐化的高校行政机制的一个喷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