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湖南的张家界原来的名字叫做大庸，云南的中甸县后来更名成了香格里拉，湖北的蒲圻市1998年改叫了赤壁市。不难看出，这些县市更名前后名气的差别是相当之大。最近，陕西省勉县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更名事宜。征集新地名的公告一贴出来，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8月3日央广网） 　　近一年来，围绕地名更改发生的新闻并不少。据《河南商报》报道，在郑州，祭城路被改名为平安大道后，市民朱广义等五人将郑州市人民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改回原路名；5月6日《文汇报》报道，在安徽，徽州在改名黄山之后，又有多位名人提出，应该再改回徽州；而更早之前，在湖北，几经更改，襄樊终于又改回了襄阳。一“字”之改，成本过亿。如今，在陕西，勉县又紧锣密鼓地筹划更名事宜。 　　为何要改名？有人归结为“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乎民意”、“叫响地方名气”和“推动发展”，尤其是推动发展，被许多主政者寄予了厚望。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认识到地名传承的重要性。在浙江省公布的第一批千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入围考察名单中，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地名传承要满足1000年无变动。在绍兴，就有3个因名字传承时间不足1000年落选。这或许可以给地名更改热潮浇一盆凉水。 　　地名并非改不得，历史上也不乏更名成功的范例，比如山西的闻喜。但在地名的更改上，一定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要广泛听取民意。无论从法律来说，还是从地名更改的现实来说，尊重来自民间的声音，建立公共参与机制，既是对居民的尊重，也是对地名的负责任。近年来，各地政府对于地名命名或更名变得更加慎重，靠政府拍脑袋的“长官意志”少了。勉县此次更名，就广泛地汲取了民间的智慧，这是一种进步。 　　二是专家、学者不能当墙头草。在地名更改上，专家、学者的意见不一致，这很正常；展开激烈的争论，更有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专家、学者一定要保持思想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和对自已判断的坚守，不能盲目屈从于政府的意向，成为错误决策的“推手”。在一些地名更改中，前后言行不一的专家、学者并不少，这很难用认识的变化来解释，更多的是失去了学者之风骨，成为了地方领导的应声虫。媒体在报道地名更改事件时，也要全面地报道各方意见，不能有意识地加以“过滤”。 　　三是更名的费用不能由公众承担。地名的更改，带来的麻烦和费用是多方面的。所以，一旦地名更改实施，地方除了要想方设法减少地名更改带给居民的不便之外，还要承担地名更改带来的费用，不能增加居民的负担。这既是对居民的负责，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抑止地方更名的非理性冲动。 　　四是对地名更改不能寄予太大的期望。“名不正，言不顺”，有一个响亮名字，是好事。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地方，都是如此，只不过让人能够产生美好的联想罢了。寄望于通过地名更改来推动地方发展，很难说现实，甚至是所托非人。一个地方的发展，最重要的，在于主政者的才干和努力，以及对机遇的把握。除此之外的做法，都是一厢情愿。这是必须清醒认识和尊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