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夜，北京市民雷洋死在了便衣警察面前。他才28岁，幸福三口之家的人生画卷刚刚展开。他在家门口的足浴店停留了10分钟，出来遭遇6名便衣警察盘查。20余分钟的徒手搏斗后被制服，被塞进伊兰特轿车走了几步，据称他又从后排窜至副驾驶位意欲脱逃，下车后再被制服，并被戴上手铐。这一次，他没了声息，到就近的医院时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雷洋之死，成了大事件。这是因为，赤手空拳，在警察面前死亡，成为一种巨大恐惧，吓唬住了我们每一个人。“110”之所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并非徒有虚名，警察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大的安全保障。好警察多的是，但是坏警察也不是没有，甚至有的警察还很恶。我们害怕坏警察，绝不想与他们撞上。一旦撞上，就很麻烦，丢了小命就是其一。 　　我这么说，就是坚信，雷洋不应该在警察眼皮底下死掉。五天过去了，雷洋的死因不明，公众十分着急。要弄清死因，就剩下尸检才有答案。而尸检，大约一个月后才有结果。目前，昌平警方在接连发布两次案情通报后，接受了央视和人民日报的采访，从主动披露的信息看，我们有了最大限度的解读、判断和意见。当然，北京昌平检方已经介入，这既必要，又必须，我们知道，真相会尽快揭开。 　　诡异的是，在昌平警方眼里，雷洋因为嫖娼而遭到警察传唤，这是依法办案；雷洋因为反抗而被制服，这也是依法办案。至于雷洋突然死亡，这就是个意外。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说，这样的意外死亡，由雷洋自己负责。换句话说，雷洋嫖娼，因拒捕而死亡，该。 　　雷洋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巨大热议。有人认为，他因嫖娼而亡，不值得同情。有人认为，他虽然嫖娼，但也不该死。但更多的人认为，雷洋嫖不嫖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而且是在警察面前，死因是啥？ 　　目击者说，雷洋大喊大叫“救命”。不到绝境，不到危急关头，“救命”二字是不会出口的，这是常识。六个便衣警察，其实只有两个真警察，四个是保安员。如果最初拦住雷洋的是保安员，雷洋肯定见不到警察证。就是说，他认为遇到了假警察，有可能是黑社会，会被绑架，所以就激烈反抗。不知道这些保安员在北京叫不叫协警？是不是临时工？反正，这几个人动起手有两种可能，一是不真掏力气，能躲就躲；一是真掏力气，下狠手，不计后果。雷洋被制服时，是一比五的比例，耗时半个时辰。因为双方不断倒地，可见反抗与制服相当惨烈。最后，雷洋软了，没了动静。很有可能，在“帮帮忙”的呼喊中他已经濒临死亡。 　　嫖娼是一般性治安案件，不像扒窃，有可能是刑事案件。便衣警察抓小偷，我们都喜闻乐见，但是便衣警察抓嫖娼，据说也很普遍。所以，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说他们便衣打击嫖娼，可以不带执法仪，可以不开警车。这种便衣警察抓嫖娼，便衣警察办治安案件，有无法律规定，我们不知道。如果有，就比较糟糕，一般性治安案件涉及面广，都穿便衣了，无疑对于规范执法就会不利。如果没有，这就对了，抓一般性治安案件，警车着装，佩戴执法仪，有理有据有节，文明执法，其威慑力和执法效果一定不差。 　　再一个，没有直接证据，警察可不可以抓捕公民，我们许多人还不知道。雷洋进足浴店10分钟，据说是“戴套打飞机”，然后匆匆出来。作为“嫖娼嫌疑人”，便衣上前盘问雷洋，这可不可以？雷洋不配合，予以拒绝，这错了么？法治社会，公民的法定权利不受侵犯。没有特定授权和许可，没有直接证据，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受到保护。否则，这个社会就会乱套，道理毋庸多讲。 　　因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雷洋的非正常死亡，已经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曾担任“呼格案”代理律师的王振宇认为，雷洋在公安机关执行任务或在执行工作的过程中死亡，那么相关的公安人员就有对人造成死亡的重大犯罪嫌疑。作为嫌疑人，昌平警方无权再接触足浴店女员工等相关证人，也无权再发布有关案情的消息。目前检方的主要工作，将是调查公安机关的执法程序是否正当以及雷洋的死因。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建议，应当建立重大事件独立调查制度。雷洋案，应当抽调资深法官、检察官、公安人员、律师、法医等专家组成调查小组对事件进行调查，向授权机关提交调查报告，告知公众以事实真相。他深信，没有调查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就没有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 　　朱征夫对雷洋之死的解读也令人深思。他认为，如果警方关于嫖娼的描述具有真实性，那么死者的强烈反抗，可能因为便衣执法难以识别执法者的身份，也可能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存在问题，更有可能是出于对收容教育的恐惧。因此，应尽快废除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制度。 　　是的，不管雷洋是害怕假警察，还是抗拒警方的违法执法，抑或担心“身败名裂”，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强烈关注，打捞真相，弄清死因，真正做到让雷洋和昌平警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都不需“背黑锅”。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会免除在警察面前非正常死亡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