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2014年5月被中纪委带走的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其案件已移交山西司法机关。知情人称，吕梁市委常委会已经内部通报了张中生的案情，受贿额超过6亿元。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张中生在吕梁离石、太原、北京、上海、珠海等地均有房产，包养情妇多人，其积累财富或达百亿。（12月24日华商报） 　　论级别，副市长张中生最多是一只“苍蝇”，受贿却超过6亿，问题比“老虎”还要严重。接近山西省检察院的消息人士称，张中生涉案金额高达25亿元以上。一个副市长大肆受贿，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堕落到如此地步，究其原因在于其手中的权力失控。 　　张中生案再次说明，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张中生轻易敛财6亿，主要源于其担任吕梁副市长期间分管煤炭工作，在吕梁煤炭业重组整合过程中执掌“生杀大权”。为了争抢优质资源和保留主体地位，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拥有审批决定权的张中生大肆行贿，有的竟然使用大额承兑汇票。本该公平公允的煤炭业资源重组，在张中生那里变成了谁送的钱多就给谁甜头，最终沦为“大鱼吃小鱼”。 　　张中生的权力何以能轻松变现？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理应“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吕梁煤炭业重组恰恰犯了一个大忌，由政府主导资源整合，这为张中生副市长手中炙手可热的权力留下了寻租的“后门”。一位吕梁市的干部称，吕梁“这种民营煤炭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貌似纯粹市场化行为，但其实带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于是，在这场博弈中，张中生成为最大的“赢家”。 　　斩断权力寻租的黑手，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张中生案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官商勾搭、权钱交易。商人为什么要巴结张中生？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更不是他具有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手握审批大权。配置资源的权力一旦回归市场，张中生自然会“门庭冷落”。 　　另一方面，还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避免张中生之流搞“一言堂”。张中生之所以能够频频得手，主要在于其一手遮天，一个人说了算。据熟悉吕梁政情的有关人士透露，张中生在升任吕梁市副市长之后非常霸道，前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都被其架空，足见张中生的“吕梁教父”并非虚名。张中生的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腐败成为必然。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说易行难。制度要落地，终究绕不开权力的关口。事实上，我们的制度不少也不错，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受到权力干预就走了样。中央八项规定出台至今，依然有官员阳奉阴违，顶风违纪。最近被查处的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甚至叮嘱下属把茅台酒装入矿泉水瓶，试图掩人耳目。八项规定之所以到了张建津这里失灵，关键还是权力高于制度。 　　预防腐败必须立足于源头治理。毫无疑问，让官员“不想腐”是终极目标。但现阶段首先要从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做起。教育、制度、监督都需要，但以高压态势惩处腐败更能起到震慑作用。唯有“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才能让官员对权力心存敬畏，“不敢腐”、“不能腐”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有效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