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上午10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2015年第一季度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有关情况。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4月27日最高检网站）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人们对权力腐败的认识也在由表及里。有些重大腐败案件，已经不能单纯地以贪欲来看待。就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其中收受的100套房产和100个停车位，在一般人看来，已经觉得没有为此去冒险的必要。假如欲望有一个具体的需求，那么，100套房产和100个停车位，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胃口”。
在没有发现这些惊人大案时，从贪欲上解释权力腐败，还是带有人类原始共性的，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的贪欲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贪欲也是有着实际需求。只不过官员是利用权力，以非法手段去满足。所谓“欲壑难填”，可能是因为在正常条件和合法途径下，有些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对那些动辄上亿的贪腐案，有时会引发人们“要那么多钱干嘛”的疑惑。
其实，贪官也未必说得出“要那么多钱干嘛”。当贪官冒着牢狱之灾的危险，收受多到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钱物，显然不是一种正常欲望。这不但让高薪养廉显得不着边际，而且也让“传统”的贿赂手段变得过时。就像给王天朝提供第100套房产和第100个停车位的人，已经不是给对方缺啥补啥的投其所好，而更像是按照合同的正常缴付，是在履行一种既定的义务。如此看来，这些惊人的贪腐事实，已经无法用贪欲来剖析，而是让人觉得，权力寻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约定俗成”。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几乎不需要太主动去满足贪欲。这种畸形的官场生态，暴露出制度上的漏洞甚至窟窿。倘若制度对权力的监督是可靠的，相关法律通过相应的制度产生足够的威慑力，那么，权力寻租会因必然的后果而有所收敛；倘若制度的设计是科学有效的，权力寻租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王天朝受贿案而言，“正坐等升迁的王天朝，迎来自己仕途终结的‘噩耗’”，这看上去很有戏剧性，但何尝不是发现的太晚了？就凭100套房产和100个停车位，怎么还处于“坐等升迁”的大好时光？
权力如果发生蜕变，用来“寻租”是轻而易举的。其中不仅涉及到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公共资源，而且掌握着人们人生旅途的各种关口。最近曝光的考驾腐败，就说明了权力寻租的普遍性。而对受贿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的王天朝，只要有起码的行政管理监督制度，一个医院的院长，不像有大工程在手的铁道部长，按理有什么权力寻租的“本钱”和空间？但是，只要当权力失去监督，即使救死扶伤的地方，照样出现伤天害理的腐败。
反腐实践证明，对于防治官场腐败，既不能倚重官员的道德自律，也不能寄希望于来自落马官员的法律儆效。这就如有了“杀人偿命”的法律后，还要禁止携带管制刀具一样的防范于未然。那么，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就是制度建设的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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