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元鹏:“节日涨价”重拳打击不如“有限放开”

      “逢节必涨”是个老毛病了,一到节日的时候,物价部门就是发布通知,就是发布新闻,意义有多大呢?“逢节必涨”不是完全一点道理没有。可是对于商品的“节日涨价”也需要立个规矩,要戴上紧箍咒。要确保涨价的理由是充分的,涨价的比例是合适的。

  • 张立:年级越高越不快乐莫成孩子成长魔咒

      不快乐的少年,轻则让少年心情处于低潮、压抑的状态,长期则会诱发抑郁症等病症,加上少年在青春期的特性,导致问题少年的出现,甚至发生违法犯罪行为。这些问题,尤其需要从破解少年不快乐开始。

  • 刘天放:离婚后爱吃“回头草”现象值得人人反思

      有多少草率离婚中,一方想复婚,而另一方或是碍于“面子”,或是出于惩罚甚至“报复”对方的目的而拒绝复婚,使本来可以“破镜重圆”的婚姻最终走向彻底死亡。所以,离婚后爱吃“回头草”现象值得每个人反思,警示我们草率离婚不可取。

  • 邓海建:谁泄露了“因举报被劝退”学生的信息?

      多次实名举报,多次“被谈话”,最终遭到班主任“劝退提醒”——与其说这是一则校园版堂吉诃德大战“有偿补课”的寓言,不如说是地方行政举报之生态诡谲的演绎版。这几个月的刀来剑往,明眼人都能窥见其间的敷衍与不堪。

  • 张楠之:如何让“出头鸟”不受伤害?

      当事不关己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毫无压力地为“出头鸟”鼓与呼,鼓励“出头鸟”们更勇敢,呼吁更多人做“出头鸟”。但是,扪心自问,如果置身其间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都投射到自己身上,你会做那个“出头鸟”吗?

  • 朱永华:“网红学院”不过是在造就“科班低俗”

      “网红”向来就与低俗相伴相生,而低俗就是低俗,不能因为走进高等院校,甚至出生“科班”就改变了低俗成色。特别需要指出,网络欺诈乃至低俗营销已经足够让社会和相关部门头疼,高校开设“网红学院”不仅极不严肃,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更是在给社会添乱。

  • 王军荣:对“网红学院”别轻率下结论

      对于“网红学院”要给予一定的宽容,先进行观察再作定论,更重要的是要给予“网红学院”实践和试验的机会。参与的学生不会愚蠢到认为参加了“网红学院”就能够成为“网红”,成为“网红”有太多的因素,能够培训到的只是少数几个元素。

  • 何勇:单位发月饼要缴个税为何让人不爽

      人们对单位发月饼要缴块把钱个税的满,实质上反映了广大工薪族对现行个税征收标准、机制的不满,折射了大众心中的个税焦虑。因为普通居民的个税税负太重,个税早已经沦为工薪所得税,背离了个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基本功能。

  • 邓海建:“外卖毁灭下一代”太耸人听闻了

      外卖行业的“白色污染”,就像电商平台里的假货,从这个意义上说,拿“毁灭下一代”的惊悚之词来醍醐灌顶,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情。但,这个论调如果如“网约车加大城市拥堵”一样来成为公共决策收紧管理的筹码,不谈别有用心,起码叫人意难平。

  • 张楠之:当未成年人隐私与安全冲突时,如何取舍?

      可以想象,一个闹着要自杀或离家出走的孩子,是不可能同意家长开拆、查阅他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开拆、查阅这些信息又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这时,家长怎么办?未成年人怎么办?

  • 张立:举报补课不能让学生单独战斗

      教育既不能走大水漫灌的旧路,也不能走不规范教学的邪路,这就既要解决乱收费违规补课问题,也要解决背后举报问题是否被泄露个人信息的问题,这事关教学生态,也事关学生学习成效,仅靠一两个学生的“反感”、“偏激”很难担当起这样的重任。

  • 朱连斋:高校开设“网红学院”有点太随意

      高校专业的设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像这家高校开设的“网红学院”,大有不够严肃、不够理性之举。是一种追随潮流的表现,与开设"明星专业"没有什么两样,不是我们高校教学管理应有的“正确姿势”。

  • 江德斌:“最美图书馆”应走专业化管理道路

      近年来,各地频频出现公益问题事件,好心办了错事,究其原因,很多就是不专业所致。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公益事业也需要走专业化道路,让懂慈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才,做公益事业,才能避免出错,不走弯路、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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