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 如何真正挑起大梁?

http://www.scol.com.cn(2024-1-22 10:58:45)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熊筱伟 王付永
作者:熊筱伟 王付永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12位经济学者建议四川

  “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时明确的一项重要要求,四川是落实该要求的经济大省之一。在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当下,该如何认识这一要求的完整内涵?落在具体工作上,有哪些应关注的重点、可利用的抓手?岁末年初,川观智库采访省内外12位经济学者并综合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为落实“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提供颗粒度更细的参考和决策建议。

  有必要厘清的三点认识

  ●当前稳增长就是要稳预期,要以有力举措扭转“社会预期偏弱”

  ●当前稳增长必须要调结构,稳增长压力越大就越要保持调结构定力

  ●四川稳增长同时要担责任,要统筹好稳增长与防范化解风险、践行重要使命等工作

  对于“挑大梁”的直观理解,就是要稳增长。这是所有受访经济学者的共识,也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的字面含义。公开信息显示,此前参加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的6个经济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也就是2022年全年和2023年前三季度GDP排名全国前六的省份。六省GDP占全国总量40%以上,无疑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稳定全国经济上发挥“压舱石”作用。

  稳增长的要求落实到各地,就是要实现本省在2024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综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毅、四川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高级经济师鲁荣东等专家的观点,对四川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速”就是指增速要争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杨继瑞提醒,“真正挑起大梁”这一表述强调了稳增长是硬任务和刚性指标,各经济大省应努力提升在相关工作上的显示度。

  地方政府对如何稳增长并不陌生,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长期实践中,各经济大省都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认知框架和应对策略。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似乎也不是“疑难杂症”。多位受访经济学者告诉川观智库,当前稳增长其实主要是解决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即有效需求不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到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时亦将“有效需求不足”放在首位。

  但与此同时,受访经济学者提醒考虑到当前“稳增长”的具体情况和四川自身特点,要做好今年“稳增长”工作仍有必要厘清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当前稳增长就是要稳预期。关于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内容。多位受访经济学者表示上述挑战其实并非并列关系,其中的核心问题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深层看是“社会预期偏弱”——有效需求不足固然受到企业和居民眼下收入放缓影响,但更多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入预期转弱,导致其在投资和消费上趋于谨慎。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其收入放缓,形成循环。因此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24年各经济大省仍有必要从稳预期上发力。

  第二,当前稳增长必须要调结构,即产业结构向更合理化、高级化的方向调整。虽然从字面理解,稳增长只要求稳住经济增量,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于法稳、长江产业园区规划研究院院长何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李江涛都表达了类似观点:当前经济发展要实现“量”的提升,只有在“质”上去找。这背后的深层理由较为复杂,涉及全国乃至全球都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汹涌而至等等。直观理由则相对简单,“你看不管省内还是全国,现在发展态势好、势头猛的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发展得好。”何东表示。

  对于调结构,受访经济学者特别提醒当前保持定力的重要性——稳增长压力越大,四川越要保持调结构的定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建亮告诉川观智库,近期他在国内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为了保经济增速而冒出“有些事情先放一放”的想法,一些部门甚至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不敢管、不愿管,“如果为了数字好看而走回传统增长老路,只会得不偿失。在调结构上走‘回头路’其实是地方懒政的一种表现。”叶建亮认为越是艰难,越能体现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浙江省、深圳市也都曾经历过增速下滑、和兄弟省市差距拉大的“艰难时刻”,但当地都坚持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没有动摇。现在回头看,浙江省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爆发也就是始于当年的“艰难时刻”。

  第三,四川稳增长同时要担责任。此处“责任”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防范化解风险的责任。不止一位受访经济学者提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把“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放在了“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这部分来阐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方茜进一步谈到,当前我省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并不算轻松。如何统筹好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增长工作,考验四川“两手抓”的能力。二是践行重要使命的责任。多位受访经济学者提到作为新时代战略大后方,四川肩负着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等重要使命,相关工作不能因稳增长而有所偏废。他们同时提醒,上述使命既是四川必须担起的责任,也是稳增长工作可凭借的抓手。“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强调,要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在‘双碳’背景下,完全可以借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来增强四川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鲁荣东表示。

  对操作层面的三点建议

  ●既要促消费,更要抓投资

  ●抓投资要抓有效投资,要避免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加大金融系统安全风险

  ●抓好有效投资,建议遵循一个原则、关注一个群体、聚焦一项工作

  具体到操作层面,四川该如何挑大梁、稳增长?单看宏观数据,似乎应该把重点放在促消费上——毕竟对四川乃至全国来说,消费都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远高于“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出口贡献率的总和。我省相关部门2023年公开信息也显示,消费对四川GDP的贡献率已连续多年超过出口和投资。

  但多数受访经济学者认为,既要促消费,更要抓投资。他们给出了以下两点理由:第一,消费是慢变量,这意味着很难在短时间内显著提高某个省的消费数据。如果过度刺激,甚至有可能产生透支未来消费等新问题。而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稳增长,就必然要考虑相关举措在2024年内的短期效果。第二,消费受特定因素影响。如前文所述,消费行为更多取决于居民眼下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此外多位受访经济学者提到,抑制当前消费意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优。

  多数受访经济学者建议四川2024年高度重视抓投资工作。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告诉川观智库,“(抓投资)是各经济大省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一个必然选择”。综合受访经济学者观点,主要理由如下:一是有可能。相对于消费,投资更符合快变量特性,更有可能对我省2024年稳增长起到支撑带动作用。二是有必要。这和前述“稳预期”直接相关。多位受访经济学者提到,只有政府投资才能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在社会预期转弱、投资收益降低时,如前所述企业和居民在投资消费上只会趋于谨慎。这时就必须靠政府投资来扮演“发动机”角色,通过改善企业生产和居民就业情况来改善社会预期。三是有价值。在前述调结构、担责任、加强有效供给等工作中,投资都能发挥巨大价值。四是有机遇。有受访经济学者将这种机遇归纳为争取中央财政和金融支持的政策窗口期。张立群表示2024年中央层面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趋势已经较为明显。四川完全可以抓住当前需要政府多干事、需要高水平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来做好相关重大项目规划和储备,进而发挥好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

  上述4个理由中有3个都客观成立。唯独“有价值”这一项,如要成立还需满足一个条件——抓有效投资,否则不仅前述价值难以实现,还可能导致加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催生资产泡沫、加大金融系统安全风险等等问题。至于什么是有效投资?受访经济学者普遍谈到其核心是强调投资回报。当然具体到地方政府投资,“投资回报”不单纯是资金收益,而要更多考虑社会综合价值,兼顾短期稳预期和长期调结构、担责任等工作目标。

  上述理念固然正确,但客观上四川乃至全国都不同程度面临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新基建投资增长快但规模小等情况。在此背景下,2024年政府层面该如何抓有效投资?综合受访经济学者观点,除继续围绕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重点领域补短板等既有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外,建议我省遵循一个原则、关注一个群体、聚焦一项工作。

  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四川省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张玫晓表示,类似提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实属首次,和过去消费投资各自单独表述有很大不同,“实际上是要求一体化考虑抓投资和促消费的效果,而不是为了扩大投资而扩大投资。”至于怎样才算是一体化考虑,张玫晓举了正反两方面案例:正面案例如加大充电桩投资建设以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加大新消费场景配套投资,反面案例如盲目扩大低效益、无效益的传统基建投资。多位受访经济学者提到该原则是判断当前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注一个群体,就是要关注如何调动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四川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稳定在50%以上。如前文所述,民企投资积极性和对未来预期直接相关。为此受访经济学者建议一是要政府带头投资,用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改善民企对未来发展预期;二是为民营经济营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尤其是要在落实中性竞争政策、完善政府承诺事项兑现办理机制、加强精准支持等方面持续发力;三是探索进一步放宽民企投资领域,让更多民企资本能够参与到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公共产品投资中来。同时尽力减小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跳出2024年局限,叶建亮提到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具备一定前瞻性的产业规划并坚决落实,对稳定民企预期非常重要,“浙江省近年来在出口‘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上持续布局,2023年就因此成功抵消了部分出口冲击,对民营企业家维持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聚焦一项工作,就是要聚焦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的“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多位受访经济学者谈到,这项工作有利于加速推动农民变市民以释放潜力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高度契合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原则的一项重要举措。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硬件建设水平,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另一方面也要加快相关改革,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四川在这方面还有巨大作为空间。

  此外,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张麒建议从年初就绷紧抓项目的弦,加快相关项目落地开工、达产达效。刘元春建议四川在抓投资过程中可以抓住以下三个机遇期:产业升级机遇期、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绿色转型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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