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2-4-20 16:47:06) 成都日报 编辑：盛飞
| 本期关注
“城市的核心是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先后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从创新公共服务组织和供给方式，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到推进老旧城区有机更新，开展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改革攻坚；从创新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机制，到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加快“智慧蓉城”建设……成都始终秉持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结合，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让发展更有温度，生活更有质感。 新的阶段，崭新的起点。未来，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要提供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人尽其才的就业创业机会，把城市发展成果具化为人民美好体验，使人在城市中实现价值、城市因人而更加繁荣，率先打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如何认识和打造以人为尺度的理想城市？带着这个问题，本期《理论周刊》专访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教授、原院长梁鹤年。 专家简介 梁鹤年 国际知名城市规划专家，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教授、原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等，出版有《简明土地利用规划》《旧概念与新环境》等多部专著。曾担任加拿大联邦财务部顾问，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把握好城市与人这一核心关系 成都日报：翻阅全球百年城市发展史，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城市与人这一核心关系，提供了哪些启示？ 梁鹤年：不少人研究欧美国家城市演变进程中的发展规律，我认为其中最有深度、最掌握“城市与人”这一核心关系的莫过于开创人居科学的道萨迪亚斯。他认为，人居空间由五组元素组成：一是自然，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资源、动植物等；二是人，包括生物性的需要（空气、空间、温度）、官能感觉、感情需要、道德价值等；三是社会，包括人口结构与密度、社会阶层、文化模式、经济发展、教育、健康与福利、法律管制等；四是壳体，包括住房、社团设施、商店商场、娱乐设施、行政与商业中心、工业、交通枢纽等；五是网络，包括水、电、运输、通讯、城市布局等。 相应，人类按照五个原则去塑造理想的“居处”：一是追求与他人、自然环境、人工环境最多的正面接触和最少的负面接触，追求美好生活，避免负面因素；二是以最小气力去争取空间的接触和接触机会；三是以适当的距离去营造最优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四是以“秩序化”（包括生理与美学的考虑）去营造人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他人、社会、壳体、网络）的最优关系；五是按时空条件和治理能力去整合以上四个原则来组织最优人居。道萨迪亚斯认为，人聚居在一起是为了追求更多的选择自由，而选择来自聚居带来的空间接触机会。因此，如何创造更丰富、更合理、更美好的空间接触机会就成为营造城市的一个重要考量。 正确认识城市与腹地的合理关系 成都日报：根据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完整的可持续发展观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的可持续。推进“人”的城市化，“人人享有城市”，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可持续的未来，这是全球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这给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梁鹤年：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可持续的未来的确是全球城市都面临的课题。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压力，通过贸易和科技的介入，不再是一个“地区性居所”的问题，而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问题。“生态足迹”就是“要有多少土地才可以持续地维持一群聚居在一起的人的生活与生产需要，无论这些土地是在他们居所的周围还是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从道德的观点去看，这可以改写为：“通过贸易和科技，这批人要占用地球上多少土地去满足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所需。”一个城市的“生态足迹”=每个市民平均消费所需土地×城市人口。这个足迹的面积是指这个城市所需占用的“生态生产地”面积。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一个城市或城市化区域可以单靠自己的“天然资产”去维持其可持续发展，都要靠进口别人的“天然资产”。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大部分已与其周围的土地脱离了腹地关系, 只可以依赖别人的土地，也可以说西方城市的腹地是全球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当西方国家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世界腹地的可持续性使用”时，他们就是在教训全球国家和地区要保护生态去为西方服务。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的城市和腹地之间的关系并未被完全破坏，绝对需要保护和发挥它的作用。城市与周围腹地越脱节, 城市化的经济成本就越大。相反, 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越紧密, 腹地的生态效率就越高。西方已走上不归路，我们要创生路，但这会有一段艰辛的过程。我们应该自我检视, 以减低城市对生态的压力, 借此延长我们可以用来适应的时间, 增加适应的能力和开拓适应的机会。保护城市周围腹地是持续经济成长的长远条件。我们特别需要研究城市与腹地的合理关系以及腹地转为城市用地的合理取舍。在宏观层次上这些研究结果可以指导整个城市系统部署和个别城镇的规模。在微观的层次上，可用来指导市内土地利用的布局、建筑物的位置和设计、绿地的部署和“市镇内部农地”的开发。 城市规划要坚持“以人为本” 成都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永远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开启了新时代城市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如何深刻影响中国城市发展进程？ 梁鹤年：“人”是个生物、伦理和政治的综合理念。以人为核心要求“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也就是以“人性”为本的规划。在这里，“人性”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人是动物，有其物性。凡动物都求生存、求延续。生存和延续实现在人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上。这些活动都需要物质条件并产生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城市规划聚焦于空间环境的条件和空间环境的影响，强调的是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为此，在物性的层面上，“以人为本”的规划要满足人在生产、生活、生态活动的空间上对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需要和追求。 第二个层面，人有群居性。群居提升个人和众人的生存与延续，这正是城镇的起因和成因。亚里士多德的观察是“城邦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也许这就是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灵感来源。当然，群居就是生存在同一个空间环境内。但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而且各人所需要和追求的空间条件也不尽相同。那就自然出现矛盾，从而产生纷争。于是人类要为自己发明一套基本原则去规范各人应守的法规和应享的权利。这就要提到第三个层面，人有理性。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不断发展（相对其他动物）都是靠理性去处理矛盾（不是每一次都能理性，而每一次不理性都产生灾难，有大有小）。你可以说理性是天赋的，也可以说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但是全人类都有。 综合三个层面来看，“人”作为动物，他求自存（生存和延续）；作为群体动物，他要与其他人一起共存（其他人的生存与延续）；作为理性动物，他知道自存与共存必须平衡。西方古哲称之为“达义”，英语的“义”是“just”，“刚刚”的意思，不太多也不太少，就像中庸的“过犹不及”。自存太重是对人家不公平，共存太重是对自己不公平，都是不能持续的，因此自存与共存必须平衡。用“以人为本”去定义什么是好的规划就是，“在人类聚居的地方，以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原则去调理不同的人对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需要和追求。”这似乎并不新奇，就是一般的常理。正是如此！我不追求新，更不追求奇，只求重返“正常”——摆脱制度和心理的扭曲及蒙蔽，建设尊重人性的规划文化、设计合乎人性的空间体制，去让正常人做正常事，让人生活得更美好。 “理想城市”是“人的尺度”的城市 成都日报：您的经典观点是理想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请您解读理想城市和人民城市的关系？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人民城市建设有哪些新趋势和新特征？ 梁鹤年：我的“理想城市”是“人的尺度”的城市。人的物性是发自人的生命和生存的需要及追求。人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需要空间接触。例如，每个活动都有它独有的空间接触：上班是人与就业场所的空间接触；上学是学生与学校的空间接触；购物是顾客与商店的空间接触。人类对空间接触的满足感（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绝大部分可追踪到人类官能感觉的特性（视、听、嗅、味、触）。我们是以人的物性去衡量我们的物质环境：快慢、大小、高低、远近、明暗等。这就是“人的尺度”。人类走路的速度是4.5公里/小时左右。因此，人类以此来定义快慢，为此，乌龟是慢，猎狗是快。人类的体高（成人）是1.5到2米。因此，人类以此来判断高矮，为此，长颈鹿是高，小兔是矮。 也就是，人类用他内在的尺度去度量外在的世界。视觉的满足感是来自我们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整体，一眼领会事物的统一性。但这“一眼看到”是决定于眼睛的生理特征、旋转角度和视力距离。人类眼睛的正常旋转是往上27°、往下30°（有解释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来自地面的危险比来自上空的多，所以往下看的角度比较大）、左右60°。假设标准的街宽是18米，我们眼睛距地面的高度是1.5米，那么，按人的比例，建筑物的高度应该是差不多12米，就是3—4层。在这个高度，树尖会因为高过屋顶而被看得见，使眼睛接触到大自然而感到宽慰。我们一般人的视觉认知距离是21—24米左右。在15米距离内我们能看清对方的面部表情。因此邻里区内“正常”街宽最好不超过15米。这里，老相识和朋友能隔着街看到对方的面孔。130米到140米左右是能分辨一个人轮廓、颜色、衣服、性别、年龄和步态的最大距离。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最宽处刚好是130米。当然，坐在车里看东西与步行也截然不同，会看不到通常的细微和隐约的末节。同样，人类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有一定“刺激感受性”，支配我们对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也就是，支配我们对空间接触是好、是坏的判断。正常人谈话的传音距离约2.5米，超过就要提高嗓门才可使对方听到。 因此，2米左右的圆桌是谈话的极限，也就是10到12人坐在一起。成人走路的正常速度不超过4.5公里/小时，而且越走会越累、越慢，所以步行范围超过40到60分钟就会觉得太远、太不舒服。这些都是绝对科学的，但也最缺乏研究，尤其是规划研究。因此，理想的城市就是要尊重和适应这些“人的尺度”，去创造更舒适美好的空间体验。 公园城市建设要追求天人合一 成都日报：今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您认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如何始终保持“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初心，加快打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更好满足市民美好生活向往？ 梁鹤年：公园城市是很好的城市发展探索，我想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谈一谈。西方的“公园”很反映英语文化和资本意识。英、美、加等国家公园部门的“使命”通常突出两点：保护和享受。首先看保护。西方国家标榜资本主义经济“成功”了，但人与自然的异化在成功者的心里产生强烈的内疚（大自然的支离破碎都可追踪到资本主义经济对地球的破坏）和莫名的恐惧（不断加剧的自然灾难都好像是地球对资本主义经济侵犯的报复）。于是，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倡议保护自然、恢复自然去缓解内疚和平息恐惧。再来看享受。现代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自然认识很少。我认为这几十年最影响人类对大自然认识的莫过于《国家地理》，包括所有模仿它的刊物，没有一份杂志的图片追得上《国家地理》的美、动人、摄人。多少人心中的大自然就是这样子？就算狮子撕开小马，熔岩淹没村庄，都有一种美感，虽然可能是一种诡异的美，但给人一种享受——看灾难电影、恐怖电影的享受。严格来说，你是“消费者”，在消费大自然。 因而，以保护、享受去谈公园的使命并没有真正地正视人与自然的异化。异化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但也是既存事实。因此协调享受与保护虽然只是治标，还是需要的；治本就是重返天人合一，更是必要的。 我建议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把治本内化于治标：强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享受自然就是享受人生，一步一步去向天与人“可持续的共存”。可以设想三类发展思路：一是倾向保护。重点在恢复生态的平衡。这里，天人合一内化于“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公园城市的设计和运作聚焦于展示人类的安全有赖自然的健全；二是倾向享受。重点在维持可持续的享受。这里，天人合一内化于“享受自然就是享受人生”。公园城市的设计和运作聚焦于展示人生的享受莫过于享受自然；三是示范和实验天人合一。重点在天与人可持续的共存，培植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等人文生态系统在内的多重生态系统的应变能力和韧性。这三类思路之中，天人合一的示范和实验园区是个极有意义的尝试，可能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贡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