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0-2-3 8:54:59) 四川日报 编辑：盛飞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阐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紧紧围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连续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坚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果和智慧进行了总结，也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极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要对这些制度原则进行坚决维护，同时也要保持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扬长避短，构建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建设平安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四者，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依据，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保障。 党的全面领导以法律约束为制度前提，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的第一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规定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的伟大成绩的肯定，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时期对于党的全面领导的法制认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逐渐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法制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有力保障，它从权力约束和法制支持两个方面持续维护着党的全面领导的合法性。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它既是一种权威，也是一个动力，更是一份责任。党的全面领导是以群众路线为实践原则，以“为政以德”为文化基因，以法制建设为制度保障。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动力就是人民的最大幸福，它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建立在当代中国的法制秩序之中。 常怀忧患意识是筑牢社会治理安全网的必备精神状态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忧患与风险意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使命要求，是一种政治智慧，是一种责任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党群、干群矛盾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局部盛行，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的任务更加突出，这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思考。常怀忧患意识是筑牢社会治理安全网的必备精神状态，主要基于以下世情国情的判断与把握： 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和国家安全压力增大。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履行政党职能进行执政的党。从国际环境看，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等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从国内环境看，当前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带来的安全威胁增大，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中国历史和世界治乱兴衰揭示的深刻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流传千古的治国古训。它昭示后世，要从历史上朝代更迭和其他国家兴衰中探寻国家兴替的规律。回顾中国历史，任何朝代都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曾严肃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发端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需要突破特殊利益群体的束缚，排除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阻碍，化解利益调整中的层层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角，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也面临“最先一公里”“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困难和问题。具体而言，一是一些干部对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是改革的作风和措施不硬，三是利益格局调整中阻力巨大。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一些既得利益者试图借改革之机，浑水摸鱼，更有甚者受利欲驱动，趁机捞取私利。这都需要党时刻保持理论定力和战略定力，防范和化解改革风险。 基层处置常态化与化解效能最优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社会基本和谐稳定，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由于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大量存在，也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实现社会矛盾与风险基层处置常态化与化解效能最优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应当加强以下工作。 建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长效机制、社会矛盾预警指标机制。对失业率、物价上涨指数、贫富差距扩大程度（基尼系数）、农民负担加重程度、干群关系、国企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敏感问题以及社会心态指标适时掌控。确立居安思危、预防为主的方针和预防与处置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 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我们现阶段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变动，利益协调机制是指利益系统内各要素通过互相作用，达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状态，从而使利益关系有序化的机制。其内容应该包括利益调节、利益约束、利益引导、利益补偿等内容。 建立诉求表达机制。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一个健全规范的社会协商和对话机制，可以引导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反之，如果诉求长期不能得到表达，利益主体将被迫采用其它一些极端的形式。 建立矛盾调处机制。当前，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利益矛盾处理不当而导致的，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做好利益矛盾的处理和化解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智能化，新形势下治安防控建设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卓翔 郑济洲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教务部教材处处长，福建省委党校党建部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