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评论丨根除学术“数据操纵”是一场持久战

川观新闻评论员 徐也晴

近日，有媒体关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数据操纵”现象，具体表现为“P值操纵”、篡改或捏造调查数据、选择性报告结果等形式。调查显示，30.5%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在学科中数据操纵现象较为普遍或非常普遍。

“30.5%”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前不久，科技部已联合相关部门，重点关注自然科学领域内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撤稿论文，针对虚构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数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本应是真实、可信、且可复现的。数据操纵的泛滥，本质上是学术本真的背离，是科研活动功利化的具象体现。若数据沦为粉饰结论、迎合期刊偏好的“可塑道具”，严谨的田野调查让位于虚假编造，深刻的问题意识被“能否发表”的功利计算所侵蚀，长此以往，不仅将浪费科研资源、误导政策决策、削弱学术公信力，更会悄然扼杀研究的创造力与多样性。

研究者之所以搞“数据操纵”，与评价体系的压力密切相关。许多学术期刊在评判一篇论文是否有价值时，主要看的是结论的“显著性”。科普中国曾转载过一篇探讨统计方法的文章指出，尽管p≤0.05的统计显著性纯属人为设定，但它常被作为发表与否的“分水岭”：p值为0.049或许能够见刊，0.051则可能被拒。在现行评价体系下，论文发表直接关系到项目经费、职称晋升与职业前景，不少研究者因此去追逐“显著结果”，甚至不惜篡改数据。

真正扎实的社会科学田野调查，往往需要深入一线，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深度调研。然而，教学、行政等事务不断挤压科研时间，使不少研究者难以真正“扎根田野”，更难触及真问题。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使得伪造访谈记录与案例变得更为容易；某些涉及隐私的数据无法完全公开，也导致研究过程与结论存在一定的“黑箱”。

由此可见，数据操纵不仅是个人学术失范，更是评价指挥棒、资源分配机制、出版市场逻辑与研究者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整治数据操纵、捍卫学术真实，因而是一场关乎科学精神的持久战。

当前，已有不少专业期刊要求作者投稿时同步公开数据与代码，亦有学者呼吁建设更完善的调查数据共享平台，推进统一数据库建设。然而，治本之策，仍在于强化学术共同体的“知识本位”价值观。研究者须回归基本共识，即论文应是知识积累与交流的载体，而非晋升的筹码。学术评价也应从看重“论文导向”转向“问题导向”，让数据服务于真问题，让研究者们潜心研究，让研究扎根于现实。如此，学术才能根除“数据操纵”，回归求真与创新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