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http://www.scol.com.cn(2024-4-8 8:45:01)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任洁
作者:任洁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诸多重要元素,强调正是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上体现明显。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进行溯源和释义,阐释其历史演变和文化蕴含,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宏阔疆域下大一统的治理愿景

  “九州”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禹贡》,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地理区域,用于指代中国。“贯”本义为古代穿钱的绳索,古代的铜钱用绳穿,每一千个为一贯,引申为“穿、通、连”义,皆内含“统一”之义。除了物质层面的贯穿外,“贯”还可以用来指精神、传统或思想体系的贯通传承。“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武帝时期,汉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内需加强中央集权,外要击退匈奴威胁,急需一种思想体系维护统治局面,董仲舒倡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政策被汉武帝所采纳。到汉宣帝时,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个天下政令法规贯通。因此,“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原文大意是说,《春秋》之所以推崇周朝的大一统,就是因为周朝在尊重各地不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教化,使得政令贯通划一,人民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正是对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盛况的描述。

  “九州共贯”展现了宏阔疆域下大一统的治理愿景。“多元一体”,源于中国考古实践理论,强调文化的包容与整合。“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体皆从文化共同体角度立论,“多元”指各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一体”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实践中解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

  血脉相承的统一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古已有之。王吉提出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主张,是在“大一统”思想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先秦华夏文明是在炎黄为主的不同部落文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华夏疆域,构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通行礼乐制度,孕育了“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础,因而,即使在战乱丛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仍是社会民众所推崇和向往的。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首篇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说法便来源于此。《春秋公羊传》作为专门阐释《春秋》的一部儒家经典以“大一统”的民族观作为全书的中心思想。《春秋公羊传》主张尊奉王室,维护统一,阐释孔子在《春秋》中贯穿的“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这种思想体现了“大一统”学说中的政治统一说。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也才有了西汉时期主张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此铸牢了人们血脉相承的统一意识。

  后世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思想上的融合与统一,大多数入主中原的政权都把维护中国统一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大一统”的思想,不但维护了政局稳定,为创造盛世景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形成了统一的价值体系。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尽管其中出现时间长短不同的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

  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彰显出分久必合、天下一家、多元一体的内在逻辑。

  分久必合的疆域观。中国是由诸多民族凝聚而成的多民族国家,并在相对稳定的疆域版图内延续了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文化结构的统一性。先秦至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的疆域观。自秦汉到元明清两千多年间大一统王朝的周期性重建,使中原地区与民族地区渐次统合,形成了不同民族共存互融的生存样态,也为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奠定了长期稳定的疆域基础。秦汉两朝初步完成领土统一后,中原王朝的地理疆域基本定型。此后至清朝两千多年间,中国疆域版图主体部分相对稳定,其间虽有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等剧烈动荡的政权分裂时期,但后续王朝迅速恢复了国家统一,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并且,短暂的政权割据和国家四分五裂时常酝酿着下一个国富民强的大一统王朝。

  系统成熟的天下观。“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将生存空间划分为中央和四方两部分。中央地区是权力中心,而四方则是中央统治下的区域。这两部分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经过先秦百家争鸣,与儒家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天下观”。从地理角度讲,“天下”指的是形似穹庐的天所笼盖的“四野”,也就是古代中国人凭借经验观察到的生活空间,即中华大地。从治国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不仅是权力所及之地,也包括权力所及之人,即天下人。中华文明系统且成熟的“天下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后被历代统治者、政治家建构为封建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历史上虽不乏“胡汉之争”或政权割据,但无论是国家统一还是暂时分裂,历代王朝普遍认同“中国”概念并自视为“中国”的正统或一部分。

  多元一体的文明观。春秋战国既是古代中国的分裂动荡期,也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纵横家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期,中华文明诸家杂糅并相互融合的精神世界由此形成。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战国七雄,虽然其构建的哲学体系和主张的国家治理观念存在差异分殊,但都致力于维持大一统秩序。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政治家或诸子百家选择放弃政见或门派之争。如孟子虽属儒家,但也主张儒法合流、刑德同用。完成统一六国大业的秦,其制度改革、社会变革也多由来自六国的丞相、客卿主导。汉武帝虽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将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作为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即使如此,汉武帝也并非真正的“罢黜百家”,而是注重集儒学、道家、法家、阴阳家百家之长,主张“礼法合一、儒法合治”,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文明也从不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注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如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华文明融合了道家、佛家哲学,塑造了儒释道合流并立、有机互补的中华文明精神世界。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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