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3-4-17 10:39:09)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演进之后，在中国西部以横断山区为中心的广袤多民族共生地带，发展出一个多民族密切交流交往交融、民族种类繁多、文化面貌多彩的西南人文区域——“藏羌彝走廊”（“藏彝走廊”）。这一专有名词最早由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他多次指出了这一走廊对于认识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民族特质和未来走向的重要意义。“藏羌彝走廊”概念，指明了该地在我国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沟通联系的大通道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交汇接触的关键枢纽之一，亦是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其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于巴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
“藏羌彝走廊”一词的概念史考察 ●作为专用词汇，“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最终的定性并广为周知，也经历了不断加深的历程。到了21世纪，随着学术界对于“藏彝走廊”综合研究的深化，“藏彝走廊”衍化发展为“藏羌彝走廊”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交通的重要通道，以及交流交往交融的主要场域，“藏彝走廊”指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是历史上生活着巴人、蜀人、氐人、賨人、僰人、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众多族群的大家园，各民族之间有很深的历史交流与文化联系；“藏彝走廊”也是当今藏、羌、彝、蒙古、回、纳西、白、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佤、德昂等约20个少数民族的分布地，是一个特色鲜明、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区域。这里，即使以一个民族而言，如走廊的藏族，除了康巴、安多之外，其下尚有嘉绒、木雅、扎巴、西番、硗碛等民系，是当今中国境内民族种类最多、民系最为复杂的地区。这一区域地表崎岖，山川雄奇，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亦称“六江流域”。 作为专用词汇，“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最终的定性并广为周知，也经历了不断加深的历程。对于“藏彝走廊”这一专名的考证，大致属于“概念史”的研究，而“概念史”就是以词语为研究对象，考察概念“词汇”含义的历史演变，其在地域空间上的传播，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等。在这一视域下考察“藏彝走廊”这一专用名词，其概念产生、应用范围，是逐渐扩展的，而这一专有名词的发展历程与演变脉络，亦是清晰可辨的。 1961年法国学者石泰安出版的《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中提出所谓“川甘青藏走廊”，此后，1980年费孝通提出“民族走廊”“藏彝走廊”民族区域概念后，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重视。考索“藏彝走廊”一词的最初出现，可见并非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概念的专用名词，这一词汇的内涵所指范围也是不断有所变化的。上世纪90年代，“藏彝走廊”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2003年11月，费孝通在给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三大走廊和六大板块”的民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意义。这是他第五次阐释“藏彝走廊”。费孝通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的主要背景，在于当时我国民族学研究没有完全打破省区界限，而且也没有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没有形成宏观的概念。因此，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和综合研究的层面，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到了21世纪，随着学术界对于“藏彝走廊”综合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于羌族文化的理解进入新阶段，多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学界一般认为：第一，这一区域是藏缅语民族分布与活动的主要舞台，这一区域的主体民族是藏缅语族，藏缅语族主要包括羌语支、藏语支、彝语支三个语支；中原传统典籍一致认为，羌人的文化起源，早于藏、彝族群。第二，羌人的发展，是这一区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如费孝通所言“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留着羌族的血液”。羌人与诸多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互动，交往频繁，形成了十分紧密的联系。第三，这一区域的千百年历史，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羌、藏、彝三个语支的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藏羌彝这三大主体民族，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没有羌人的民族走廊是不全面的。 所以，在学界的多方讨论研究之后，民族学概念“藏彝走廊”衍化发展为“藏羌彝走廊”，这一发展，拓宽了我国的文化历史与民族志，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运用，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 “藏羌彝走廊”的民族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内涵 ●“藏羌彝走廊”的民族文化从产生、形成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谈“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离不开巴蜀文化，正如谈巴蜀文化离不开“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和体现，传统文化的经典充分展现了中国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人文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其承载的许多思想也都已经深深融入我们血液中，成为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的重要标志。对于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升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上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我们认真学习国学经典，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谈“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离不开巴蜀文化，正如谈巴蜀文化离不开“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一文研究了古代巴蜀的民族史，以及古代巴族的迁徙路线，讨论了古代巴族和蜀族“宗、里、邑、黔、越、溪、氐、羌、蛮、僚”等的渊源联系；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一书中讨论古代巴蜀的文化与民族的关系；童恩正《古代的巴蜀》一书研究了从远古时代到秦汉之际的巴蜀历史，重点探讨了巴族、蜀族的由来和构成及古代巴国、古代蜀国的形成、发展与文化。巴蜀“藏羌彝走廊”的兄弟民族的经典文献，就是在上述民族交往与联系背景下形成的，是国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 四川藏羌彝等民族经典与文化所体现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精神内涵，以及代表性历史人物所体现的爱国观、对于中华共有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藏族英雄格萨尔王（入选四川省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格达活佛，以及彝族精英小叶丹、岭光电和羌族头人安登榜等的言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在藏羌彝等民族的绝佳体现，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来源，这一点，恰好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相吻合。 “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还包括一些地标性文化遗迹，如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印经院、格萨尔故里，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多民族共同供奉的大禹祭坛，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的跑马山及其周围并存的多个宗教的庙宇文化、泸定县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等，都是“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历史中形成的共同记忆，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巴蜀文化共有之文化圣地。 在历史上，“藏羌彝走廊”就是汉、藏、羌、彝、回、蒙古等民族南来北往的通道，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麝香之路”等，均经过这一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藏羌彝走廊”既是一条沟通我国南北的区域交通走廊，还是西部民族、地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大走廊，也是国内众多兄弟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离不开的生存生命生活之道。因此，学界亦有学者称呼这一走廊为“汉藏民族走廊”。 兹以藏汉民族文化交往为例，稍作说明。《史记》等汉文典籍对于“蜀身毒道”（又称“牦牛道”）的记载，以及《汉藏史集》等藏文典籍对于吐蕃赞普服用茶水治病的记载，川藏“茶马古道”的悠久传说与现存的古道的遗迹遗址、文物和“非遗”等，无不说明，藏汉族的文化交流起源很早。到了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进藏后，中原文化的书籍（如儒家经典的《论语》、《春秋》等）、宗教、科学技术也传入西藏，西藏的物质、精神文化也传播至中原；内地的藏族文化的符号、遗址遗迹多处存在，如雍和宫、北海公园的佛塔、广仁寺、跳锅庄舞等；同样，藏族社会对于中原文化的学习很早就开始了，仅以儒家学说为例，公元7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儒家学说书籍的藏文翻译本。敦煌文书《孔子项托相问书》的三种藏文写本，虽是一部饶有趣味的民间文学作品，却反映了当时西藏、河西一带对孔子的了解程度。文化交流与互鉴，对于藏汉民族均大有益处。“藏羌彝走廊”的民族文化从产生、形成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 从更大视野把握“藏羌彝走廊” ●“藏羌彝走廊”理论与分析框架，也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必要着眼点之一，将形成对于“一带一路”的有力支撑，因此，需要运用“一带一路”新的视野、新的空间、新的方法、新的价值，去彰显“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的特色和深厚魅力 经过40多年的不懈探索，以“走廊”概念提出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边疆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范式，如提出“南岭走廊”“辽西走廊”“河西走廊”“藏缅走廊”“横断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具备学理基础的学术性或者政治性的名词概念，已经在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以民族学概念“藏羌彝走廊”为重要抓手的学术理论，在进一步理论阐释之后，落地化为“藏羌彝文化走廊”，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生态屏障等建设与战略。 2014年3月，文化部、财政部发布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成为国家推进肩负生态屏障建设使命的“不开发区”发展的重大创新性举措。可见，这一学术概念已经延伸到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为文化产业所切入，更发展成“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这一概念。《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涉及川、黔、滇、藏、陕、甘、青共7省区，整个规划区内少数民族人口760万，覆盖面积68万平方公里。 四川是“藏羌彝走廊”的核心区，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财富。因此，四川省在《“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中，规划了川西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区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全省范围内将全面开展实施一系列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推广一系列的地方特色品牌，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此后，四川省、省内各地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推进这一工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指出，“深化古蜀文明、巴文化、三国文化、藏羌彝民族文化等研究阐释和创造性转化”，这为全省未来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与根本遵循。 在当今，“藏羌彝走廊”理论与分析框架，也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必要着眼点之一，将形成对于“一带一路”的有力支撑，因此，需要运用“一带一路”新的视野、新的空间、新的方法、新的价值，去彰显“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的特色和深厚魅力。在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提倡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当今，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靠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继续探索、研究“藏彝走廊”的多元区域文化与自然科学，落地推动“藏羌彝走廊”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推广，不仅对于理论探讨、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本文系2022年度四川省哲社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料汇编四川卷·中华民国时期》（编号：SC22ZL0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