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2-12-26 9:41:49)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断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念的定型，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只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从这里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初心
●落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文艺创作不仅要继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定位，而且还要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作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之路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只有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艺事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一精辟论述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出自何处、有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以及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历史内涵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源自1940年前后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系统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就“民族的”文化而言，“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民族的文化绝不是固步自封、孤芳自赏，相反，民族的文化需要吸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化，只有在文化共同体中才能够把握和认识到民族的精髓，另外，全盘西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党的历史经验告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就“科学的”文化而言，“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毛泽东看来，“科学的”文化意味着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有着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作出阐释，提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实事求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不断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朴素道理，“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及其话语形式的一种完美、和谐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它闪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火花，在继承中学会扬弃，在学习中发现规律，在实践中知行合一。 就“大众的”文化而言，“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正是“大众的”光芒促成了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系统思考。他在其中仔细阐释了文艺创作依靠谁、为了谁、意义与功能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的理论主张。从此开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仅在理论上进入了成熟期，更是在实践中具有了主体性。可以说，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断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念的定型，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只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从这里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初心。 现实意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重新定位和再次出发。不难看出，这些年来中国文艺创作和实践，凸显了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描绘了新时代的壮美诗篇，增强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落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不仅要继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定位，而且还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做出贡献。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继承了“民族的”定位。近年来“国潮风”持续崛起，《忆江南》《只此青绿》“冰墩墩”惊艳了世界，《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大气开放，中国式审美、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成了全球文化热议的中心。“国风出圈”最终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在多元文化论中彰显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展现“中国之治”。正是如此，各个艺术门类的中国学派建设不断推进，中国音乐学派、中国电影学派、中国舞蹈学派不仅成了集体探索的课题，而且成了一种切实的努力，尽管尚有争议之处，但是其努力的方向、奋斗的脚步、主体建构的立场正是“民族的”生动体现。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展现了“科学的”春天。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不再是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问题，不再是片面的“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抑或像海外学者费正清所归纳的“冲击—反应论”。中国的文艺研究、美学研究有着自己的土壤、空气和环境，有着自己独有的“地方路径”。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有着不一样的范畴、概念和定式，两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相互融合、文明互鉴。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重要学术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地方路径”研究成效卓越，从“地方发现中国”就是柯文所言“中国中心观”的聚焦实践。从对前辈学者“照着写”的继承到当代学者自觉地“接着写”，文艺学研究、美学研究的主体性在不断增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绚烂与繁复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加持下获得了全新的审美效果。 新时代文艺创作更是“大众的”盛宴。它书写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中“人民性”的定义，只有热爱人民才能够被人民所热爱。人民群众有着真切的“获得感”和“体验感”。2022年7—8月，成都市文化馆为蓉城市民带来一次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内容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盛宴，“全民艺术普及月”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新一线城市在文化上的高质量发展，泥土味和烟火气，茶馆、火锅、龙门阵、坝坝舞、音乐会构成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路径”。从人民群众文化参与的“获得感”到四川文艺创作的“高峰”不断涌现，四川的文艺繁荣之路生动言说了文艺创作的朴素道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越多，文艺高峰就会不断涌现。 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表述，变化的只是时代的后缀，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之路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只有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艺事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作者系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