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2-7-10 9:22:59)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
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以来，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三星堆究竟为何消失？三星堆青铜器矿料以及象牙和海贝究竟来自哪里？ 30多年后，伴随着三星堆6座新的祭祀坑的发现，新一轮考古发掘以及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也由此展开。日前，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在成都举行，国内长期关注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研究侧面出发，分享他们对三星堆考古的文化史意义、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艺术、三星堆国家的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的部分秘密，有望随着他们研究的进展而不断得到解答。 孙华 三星堆国家可能由两大集团分权而治 三星堆青铜器，神秘诡谲的气质令人惊叹，也让人为之好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出如此充满想象力的器物？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中揭开三星堆的神秘一角。他表示，三星堆可能由两大贵族集团分权而治，并且极可能对周边区域进行强力管控，最终导致同时期其他聚落的凋敝。 辫发族和笄发族可能占据社会主导 三星堆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个曾经雄踞中国西南的王国如何运行，只能通过考古材料进行推论。在孙华看来，三星堆发现的8座祭祀坑，埋藏着丰厚的历史信息。 “8座坑的埋藏物，应该是三星堆国家神庙内的一整套像设、陈设和礼仪用具。无论是真人大小的青铜大立人像，还是铜人头像等，表现的都是不同等级、不同社群、不同职业的三星堆统治阶级成员在祭祀场所中的形象。”孙华认为，当8座坑全部发掘结束并将文物全部修复，将对认知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构成提供重要信息。 事实上，从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学者们已经发现不少端倪。“比如这些坑里真人大小的人像以辫发者占绝大多数，笄发者数量较少，二者的比例分别大约为80％和20%。如果这些人像是三星堆都城内贵族阶层的写照，从这个统计数据，我们会得到三星堆国家的统治者是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并且辫发社群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孙华还发现一个细节，三星堆出土青铜像中，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或具有神话色彩的单体铜像全部都是笄发者。“这可能说明，在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内部，笄发和辫发社群的分工不同。笄发社群有可能掌握神权、从事原始宗教职业，他们构成了三星堆王国祭司或巫师一类的神权贵族集团；与此相对应，三星堆统治阶级中的辫发族，或许更多是从事行政事务并掌握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集团。”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还曾分别出土过两件青铜杖，攀龙铜首杖和鹰首杖。在孙华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权杖应该分别持握在拥有世俗行政军事权力和拥有宗教祭祀权力的贵族首领手中，是不同权力的象征。 当然，三星堆国宝级文物——金杖，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富。金杖刻画的图案最下方是两个人头像，他们头上两两相对排列着四根带羽箭，每根箭的前端射入一条鱼的头部，箭杆的后面还各有钩喙的鸟一只。更有意思的是，金沙遗址也曾出土过刻有鸟和带箭鱼图案的金带。在孙华看来，这些图案的反复出现，显然不只是一般装饰，“而很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一个徽号。三星堆的金杖将两个徽号放在一起，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两个社群或族群联合的意义。” 拥有实行国家暴力的武装力量 三星堆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但除了极小部分卫星邑聚集在三星堆古城周围，在更远处的岷江冲积扇，基本不见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相反，无论是更早的宝墩古城遗址，还是更晚时期的十二桥文化遗址，其数量和密度都相当大。三星堆文化聚落模式的这种异常现象，孙华认为很可能与三星堆国家中央对地方的严酷管控有关。 “三星堆国家有可能采用强行征收地方聚落粮食或财物的方式管理地方，这种超经济的掠夺破坏了三星堆都城区域以外村社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造成了村落的凋敝，人口的丧失。” 三星堆出土文物，留下了诸多蛛丝马迹。孙华说，三星堆除了辫发族和笄发族，还有散发的小铜人像。他们有的穿着华丽，可能是被俘获的其他国家或族群的贵族；有的人穿着相对简单，可能就是被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一般人民。“但是这些人在三星堆铜像群中，大都从事着负重等劳役工作。比如四号坑的立发跪坐小铜人像，就是屏风的底座。” 如果三星堆能够对周边区域实施强力管控，那一定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这才能解释四川盆地以及更遥远的川西北高原甚至云贵高原前缘地带，为何一度分布着许多城邑和村落，但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就没有遗址或极少遗址。然而，三星堆迄今为止，并无实用性青铜兵器出土。 孙华表示，三星堆的几座坑，其实也曾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非实用性铜戈，它们可能是在举行宗教祭祀仪式时发给参与仪式的相关人员使用。但这些礼仪性青铜仪仗以及带鞘剑和玉剑，却依然可以折射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仿照三星堆人的实用铜戈铸造，或以实际的铜戈为蓝本改造、简化和美化的产物。”由于这批仪仗铜戈数量较多，孙华推测，三星堆的军事社群可能就是以戈作为主要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孙华认为三星堆极可能已有象兵。截至目前，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已有数百根，他推测：“当时三星堆人应该捕获甚至饲养着大量的大象。”那么，如果三星堆人已经驯化大象，“就不能排除他们将大象用于军事的可能性，或许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就有乘坐大象作战的部队。”孙华介绍，三星堆一直与商存在着联系，《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一般都解释为商人乘坐着大象，去征伐叛逆的东夷族群，“那么三星堆军队有乘坐大象的分队，也就并不奇怪。” 霍巍 三星堆青铜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文化”特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三星堆遗址目前发现的黄金面具、青铜人像以及大量埋藏在坑里的象牙等，与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之间似乎从总体面貌上差别巨大。三星堆文明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国本土文明？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上，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从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三星堆青铜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文化”特征。 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存在密切关联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霍巍表示，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三星堆出土文物，首先值得思考的就是它们的仪式性特质。 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霍巍认为，三星堆文物的这一特征，恰好与古史传说中颛顼帝“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相符。 结合《山海经》《楚辞》《国语》等文献资料，霍巍进一步解释称，正是在颛顼时代，结束了自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根据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观点，从此，沟通天地人神则要仰仗巫祝和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霍巍认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与文献中关于原始宗教仪式的记载相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霍巍表示，从事冶金考古的专业工作者同样从三星堆金属冶炼技术角度，对上述观点给出了证明，三星堆祭祀坑中前后出土的青铜尊，从制作工艺上看，都采用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泥模块铸法”，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腊法”；在一些纹饰和装饰性图案上，除模仿中原系统青铜器之外，更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铜器相似。“例如在青铜器物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都显示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铜工艺直接受到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影响。” 三星堆文物体现出“具象艺术”特征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来看，相当多的器物都体现出仪式性因素。霍巍特别提到三星堆文物中的仪式面具与偶像，“比如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人头像，从功能角度分析，人头像可以是战争胜利的标志，可以是重要的祭品，也可以是有灵性的崇拜物。同样，当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鸟形文物时，也会发现它们丰富的符号象征意义，比如指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或者反映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与鸟图腾，或是鸟灵等。”霍巍认为，我们将三星堆出土文物孤立地看或许会觉得器型奇特，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的时候，会在很多其他文明那里，找到和三星堆器物产生对照和呼应的物品。 “国际知名学者罗泰就对三星堆的鸟形文物很感兴趣，他曾表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讨论三星堆铜器的仪式背景及意义。除了人形肖像外，鸟也是相当重要的。它们与奇特的‘神树’的关联是极有趣的。”霍巍说。 按照这样的思路不断在文化史的脉络上为三星堆文明找“亲戚”时，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霍巍认为，这种华丽的雕塑虽说与三星堆文物在风格上并不相像，但这种追求装饰的观念却几乎可以说和三星堆人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四川地区是将由商兴起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 除了滇文化的装饰理念，三星堆的“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进一步引领考古学家们开展更广阔时空范围上的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神像等具象风格的器物，在同时期中原的商周文明中并不多见，“三星堆文物中这种具象艺术，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但在商周文化的传承中却不重要。”霍巍表示。 段渝 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三星堆文物的造型与图样来自哪里？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在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段渝以《三星堆文化与艺术》为题，透过三星堆文物的偶像式构图与“英雄擒兽”等图案，指出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三星堆文物中有中国别处不多见的“偶像式构图” “史前，在西起比利牛斯山，东到贝加尔湖的广大欧亚地区，存在着一种所谓‘偶像式构图’的艺术形式。”段渝首先展示了一件被称为“大地之母”的史前文物，其鲜明的女性形象表明，人类的偶像式构图传统从史前时期即已开始，“进入历史时期，在近东、中亚到南亚的文明中，又发展出一种与偶像式构图形式相并行的‘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中国目前仅在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过与史前偶像式构图相呼应的文物，而在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和长江流域考古中，迄今没有类似发现。对此，段渝表示，“在先秦时期的中原诸夏中，是不奉行偶像崇拜的，所以我国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多是以动物和饕餮像为主，零星出现的人物像也主要是以小型塑像和人面具为主，没有大型人物造型。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青铜纹饰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仍缺乏偶像式以及具有故事情节的造像和雕塑。因此，有观点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不存在偶像式和情节式艺术形式。” 然而，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上下四层的青铜神坛、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二号坑玉璋祭山图案，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璋等，却让考古学家发现了在中国别处并不多见的偶像式构图和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整个三星堆青铜制品，包括青铜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植物雕像，如果仅从单件作品看，大量的是偶像式构图；但是这些单件的青铜制品之间是成组成群的组合关系，它们的功能也是集合性的，必须把它们集合到一起才能充分认识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整个雕像群具有可展开的情节性。”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段渝表示，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在艺术形式尤其是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盛行具有连续、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并以这些连续、成组的图案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世界观等，“同时，这也表明古蜀文明拥有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了独特的知识体系。” “英雄擒兽”图案连起南方丝绸之路 “三星堆文化运用连续性分层空间，从而构成故事情节或场景的立体性和完整性表现的艺术手法，与近东文明的手法有相近之处。”段渝表示，商周时期古蜀文明这种富于形象思维的表现特征，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凝为传统，成为蜀人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个显示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关联的，是三星堆金杖图案所体现出的“英雄擒兽”母题的变体。段渝表示，中间一人或物、两旁各有一兽的“英雄擒兽”是近东文明中常见的一种图案，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类符号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并不鲜见。不过到了巴蜀，这类图形中间的人形和两旁的兽形也均已发生了简化或变化，图形有所演变。” 这类变形的“英雄擒兽”图案，在古蜀人的世界观中有什么独特地位？段渝分析称，“这类图形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的是‘英雄擒兽’，在中国商代则演变为家族的族徽，而在巴蜀文化中则有可能是家族的族徽或表示其他特殊含义。” 段渝通过考察此类带有“英雄擒兽”母题的文物空间分布情况后发现，铸刻有此类图案的巴蜀青铜器和巴蜀印章，在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区广泛分布，“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古代西南夷和巴蜀文化的空间范围内，而西南夷青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巴蜀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若在地图上把铸刻有‘英雄擒兽’母题图案的青铜器或巴蜀印章的出土地点连接起来，其所呈现的路线就是今日学术界所称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段渝认为，不论偶像式构图或情节式构图，还是“英雄擒兽”母题图案或带翼兽图案，“这些艺术形式均如此之早地出现在古蜀地区，表现出三星堆古蜀文明独特的艺术内涵，也表露出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在艺术形式上的某种关系。同时，这些艺术形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表明学术界应当对先秦时期中国没有这类艺术形式的看法予以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