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2-4-20 16:46:01) 成都日报 编辑：盛飞
| 本期看点
国家战略有着鲜明的发展导向和强力的政策支持，是城市发展壮大的决定力量。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实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和不竭动力。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予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时代使命，其战略牵引力、政策推动力和发展支撑力前所未有。省委提出实施“一干多支”、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成都都市圈等发展战略，前所未有拓展了成都发展空间。这些重大发展战略，开辟了新时代成都发展新格局。 当前，成都已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担负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引领区域发展、提升极核主干功能等多重历史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成都如何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按照省委关于“更好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战略位势和发展能级”的要求，在担当战略使命、服务发展大局中找位置、强担当、作贡献，努力把握新机遇、开创新局面、实现新发展？如何自觉树立从全局谋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大局意识，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快提升要素集聚、产业支撑、创新驱动、开放引领力和宜居宜业水平，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如何站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加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发展新路子，为全国超大特大城市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经验？从本期起，《理论周刊》推出迎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特别策划，邀请权威专家从全球视野、全国高度，对成都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本期主题是国家战略视野下的成都使命。 专家简介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的作者。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新趋势 成都日报：从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来看，城市发展需要顺应哪些规律？ 陆铭：城市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条规律:第一，城市化率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伴随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逐渐下降，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将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和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下降的阶段，城市化水平持续上升。第二，经济和人口会逐渐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集中。大城市产业主要包括科技、创新、研发、设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文化、旅游、休闲、餐饮等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形成强大规模经济，在引领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中心度会持续提高。第三，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高度集聚。随着服务业加快发展，导致一些大城市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后，逐渐出现人口从向外疏散转向中心城区重新集聚。在我最近要出版的一本书里，我把这三个规律总结为四个字：“向心城市”。 驱使“向心城市”规律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因为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规模经济效应中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体现是人口密度。在农业社会，人口密度不高，大家分散在自己的田间作业，人跟着土地走，哪里有地、哪里有自然资源，人就到哪里去。进入工业社会，制造业的生产流水线需要人口集中。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制造业驱动的城市也需要有相应的服务业来为生产和生活配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的需求会逐渐从基本的温饱需求，转向消费更高质量和更多样性的服务需求。其中既包括普通的生活服务业，也包括文化、会展、旅游、演艺、娱乐等更多精神追求。但服务业产品大量是不可运输的，需要在面对面中完成，这时，具有更大规模人口、更高人口密度的超大特大城市，包括人口更高密度的中心城区，在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样性的服务上具有优势，这就是这些规律背后的逻辑成因。 高质量打造“第四极”的极核 成都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在“中心城市-都市圈-经济圈-发展全局”的战略闭环中，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承担着哪些新的发展使命？ 陆铭：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确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会进一步深化，这个道理也不复杂。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初级的阶段，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产业链不长，经济关联往往局限于本地。比如像制造业，当产业链不是很长时，一个地方可以专门只生产一个产品，跟其他城市可以没有相互交流和分工。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浙江块状经济为代表，一个小县城甚至一个小村落里，可以单独生产小五金、领带、鞋子等产品，产业链不长，所以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分工没有那么强。用学术话语来讲，就是没有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随着经济发展到更大规模生产和更深化的分工阶段，城市和城市间的分工更明确、更重要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汽车产业既需要钢铁、橡胶等原材料，又需要前端的研发设计、中端的制造、后端的销售和维修。再比如说生物医药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研发在核心大城市，但下游的生产可能放在周边一个中小城市。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心城市和其周边的中小城市，结成了经济上更加紧密联系的城市群来共同发展。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两端，包括前端的研发、设计以及后端的销售服务。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会服务于周边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同时，中心城市还会在销售、服务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因为它更加接近国际国内市场，有更多的人才来提供后端的产品服务、销售商贸等功能。 与此同时，中心城市的文化娱乐、旅游、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更高质量、更多样性，吸引周边中小城市居民集聚，享受更便捷、更高质量、更多样性的服务。随着人口加快集聚，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就会形成都市圈。中心城市更专注于服务业，都市圈范围内的其他中小城市，跟中心城市配合，或提供居住功能，或提供部分制造业功能。都市圈的大小，跟中心城市所能够形成的竞争力大小有关，如果竞争力强，集聚的产业多，相应的都市圈范围大、人口多，几千万人口都有可能；如果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不强，集聚的人口可能在都市圈范围内只有几百万、千万人口的级别。相应的辐射范围，或者说都市圈的半径，可能也只有30公里到七八十公里不等。在城市群外围，通常来讲，产业格局主要是发展农业、生态和人文旅游、自然资源产业，当地的服务业主要为配套这些产业，既服务当地居民，也可服务中心城市居民。这样，就形成了中心城市带动形成都市圈，进一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制造业，再进一步辐射到更远地方的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产业，从而形成城市群发展态势。 成都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和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共同加快形成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成都在国家战略中所处的区位条件对成都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成都来讲，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这是成都在新时代重要的战略使命。 探索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成都日报：我国已经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这对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提出了哪些新课题？当前，成都正处于城市能级跃升期、发展方式转型期、动力转换攻坚期、改革创新关键期、现代治理提升期，如何探索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陆铭：我认为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关键还在于转变发展理念。 首先，不能再把超大特大城市当作是一个城市经济体看待，而应看作都市圈。中国城市辖区大，不管是地级市还是直辖市，辖区面积和人口，是国际上其他城市不可比的。中国的地级市和直辖市，是多个区（市）县级行政辖区组成的集合体，实际上已具有都市圈的特征。成都代管的都江堰市等县级市，实际是基本经济功能独立的城市；成都天府新区、东部新城实际也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功能。一些比较大的超大城市，甚至不应局限在自身发展，而应跟周边其他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一体化的都市圈。 其次，要加快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更好发挥中心城市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功能。国家层面先后批复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发展规划，目的是推动中心城市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方向迈进。传统的行政体制，以行政管辖边界来进行规划，导致行政管辖边界与紧邻城市形成规划分割；传统户籍制度影响下，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没有完全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配置，存在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现象。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从中心城区往外出发，在都市圈范围内，还没有形成足够覆盖和一体化，这些都是当前都市圈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成都要提升中心城市能级，要超越城市发展边界，应特别注重都市圈基础设施、人口增长、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一体规划和建设。 第三，要推进都市圈产业一体协调发展。在都市圈发展态势之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高度服务化，中心城市郊区可能会布局一些制造业，但大量的制造业布局在都市圈范围内100公里左右的周边中小城市。都市圈城市产业要坚持协调发展，制定产业发展一体化规划和考核机制。避免城市和城市之间分工不足、重复建设。要优化都市圈产业分工。中心城市功能多向产业链的前端进行转移，形成能赋能于城市群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在研发、设计、会展、金融、贸易、商业等产业领域赋能都市圈城市的制造业。 那么，具体到成都来说，如何探索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呢？ 一是要“扬长”。在中国的超大特大城市里，成都生活宜居、生态环境保护较好，文化产业和休闲消费产业发展质量高，城市开放包容。成都要进一步提升这些城市优势。 二是要“避短”。要进一步做好职住平衡。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讲，有大量的成都市区人口长途通勤，这种职住分离的现象，其实是跟公共服务、居住跟就业之间的同步协调性布局不优有关。 三是要“优化”。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不能平均用力。顺应城市高密度发展要求，要注重在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建设口袋公园，避免家门口附近没有足够的生态用地。如果要享受自然环境，需长途开车到郊野去，这样实际会增加周末时段的交通拥堵，同时又出现工作日城市郊野生态绿地闲置。 四是要“相融”。成都在“建圈强链”、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要避免制造业布局跟人口密集区接近，把制造业适当往新区、郊区外迁，保持工业发展区和生活居住区之间的空间适度分离；但同时，在制造业集聚区域附近配套居住的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使得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不需要长途的通勤。 五是要“抱团”。成都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载体，加强与重庆更好合作，并与西安等西部中心城市抱团取暖式发展，有些产业或活动可以一起打造西部品牌，共同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共同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在担当战略使命中提升发展能级 成都日报：每个城市发展阶段过程中，都会考虑自己的发展阶段特征，考虑城市自身的优势，考虑城市未来的需要以及现在的可能性。对未来成都发展，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陆铭：进入新时代，中央高度重视成都的发展。成都要在担当战略使命、服务发展大局中找位置、强担当、作贡献。在成都都市圈建设中，发挥好极核功能，破解传统的“一城独大”印象，形成发展和生态宜居统筹兼顾，大城和小城一体化发展状态。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要更好处理人口集聚区的服务业发展与公园城市建设的关系，促进紧凑型城市发展和生态宜居的公园城市建设相得益彰。在产业定位上，成都要利用自己生活质量较优、综合服务水平较高、城市生态宜居、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较好等优势，吸引更多的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集聚，激活城市产业升级的动力。在未来产业发展导向上，要清楚认识到中心城市的功能逐渐服务化，更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加快文化科研、设计、动漫、文娱和体育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更好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内其他城市制造业、服务业发展。 要清楚认识到，发挥好中心城市的赋能作用，大力发展先进服务业，是引领下一阶段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和全国产业升级的引领性产业，成都应大力增强先进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动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