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1-2-22 10:14:45)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中国国学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对话，是国学存续和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国学昌明的今天，全面检视国学在俄罗斯传播、影响的历史和现状，对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我本人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从自己所寓目的文献中，从自己与俄罗斯中国国学研究者的学术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国学在北方邻国的殊胜功德，略述以下三题，以飨读者。 译作丰富 辉映古今 ●18世纪晚期起，俄罗斯作家学者就开始了中国国学典籍《大学》《中庸》等的译注，19世纪60年代始至苏联时代，包括儒释道、文学等在内，更多的中华文化在当地受到青睐，之后，中国国学在俄罗斯得到汉学界和读书界的更多关注 1779年俄国作家、启蒙思想家冯维津翻译了《大学》，他匿名发表了这部译作。冯维津当时游学法国，他读到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的《中国杂纂》中的《大学》，十分欣赏，就把它转译成了俄文。在找寻国学经典传播途径的过程中，我曾欣喜地找到了俄罗斯早期译本的原著。2007年年初，我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现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查资料，发现了178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阿·列昂季耶夫翻译的《四书》。列氏译本的标题是《四书》，但只翻译了《大学》和《中庸》。列昂季耶夫对这两部经典作了翻译和注释，写了一篇小序，在序言中他写道：“在此书中它（指大学之道）是作为进入幸福之门的钥匙而给予的，更何况，倘若不能完美地达致书中所述之举，则遑论为君子，为公侯。” 在19世纪60年代，帕·兹维特科夫发表了介绍道教的文章，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近世道士的科仪，内容比较全面。巴拉第通过对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翻译和写序，对道教文化作了介绍。奥·古里亚写了《中国佛教徒的戒律和传戒仪式》，巴拉第写了《佛陀传》。王西里（瓦西里耶夫）院士对中国国学作了全面研究，他出版了《佛教学说、其历史和文献》《东方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和《中国文学简史》，日本人小西增太郎1894年在《心理学学报》发表了《道德经》俄译文，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在1910年出版了《中国智者老子语录》。我还搜集到了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汉学家柏百福（波波夫）1910年在北京出版的《论语》俄译本。 在苏联时代，阿理克（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阿翰林）和他的弟子在传播中国国学中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阿翰林本人翻译了《论语》的前三章，希望能为未来的汉学家学习古代汉语提供教材，但由于复杂的原因，译文未能在他生前复印。1937年阿翰林的弟子尤·休茨基通过了学位论文《语文学视野中的〈易经〉》的答辩，他翻译了《易经》的爻辞和卦辞作为附录放在论文后面。阿翰林的另一位弟子阿·什图金翻译了《诗经》。这些成果久久置诸箧底，都是在著译者身后才问世的。1950年华裔汉学家杨兴恕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该书的附录即是他翻译的《道德经》。苏联时代也产生了研究佛教的重要著作，如奥·罗森伯格的《佛教哲学》,费·谢尔巴斯基的《佛教因明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学在苏联和俄罗斯得到汉学界和读书界的更多关注，限于本文的篇幅，兹不赘述。有关情况请参见我的文章《俄罗斯的两次儒学译介》（《人民日报》2007年3月28日），《禅宗文献在俄罗斯》（《中国俗文化研究》2013年第九辑），以及拙著《龙影朦胧——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文学回应 巨匠开悟 ●托尔斯泰在东方文化的精神中，找到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的方向的印证和认可，进而也找到了他认为的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国国学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也为新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铺垫了宏大的想象空间 中国的国学经典不但得到汉学家们受纳、移译，而且也得到一些俄罗斯作家的积极回应，他们或从先秦诸子著作中得到人生的启迪，或受中国文化启发创作渴求文明交融的作品。 列·托尔斯泰在1909年写了《老子的学说》，他如是言道：“为了让人的生命不是苦，而是乐，人必须学会不为躯体而活着，而要为精神而活着。这就是老子的教诲。他教导如何从躯体生活转折到精神生活。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为道，因为整个的学说都在指明转折的道路。”不妨回溯托尔斯泰本人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安娜·卡列尼娜》，那里有句与之类似的话，那就是一位农民所说的：“弗卡内奇……为了灵魂活着。”小说的男主人公列文听到这句话感到狂喜。原来因为找不到精神归宿而几乎自杀的列文，听闻此话当下即悟。从上述两条俄文原文的比较中，我们发现《老子的学说》的表述与引起列文顿悟的话语几乎完全一致。列文是托尔斯泰精心刻画的自传性形象，列文的顿悟是托尔斯泰自己世界观转折的映射。《道德经》有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的学说》表明，晚年的托尔斯泰是用老子的话语来佐证了他自己的精神开悟。 在目睹西方文化物质主义泛滥的时候，托尔斯泰强调由中国国学所表征的东方文化的独特价值，他强调注重精神的老子、孔子等体现的“道”的特殊价值。在托尔斯泰看来，“道”成了抵御物欲泛滥的精神力量。1906年9月托尔斯泰在给辜鸿铭的回信中写道：“我想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俄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落入欧洲文明的腐化网罗之中）等东方民族的使命是给各民族指明那条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如您在您的书中所写的，只有‘道’，即道路，才是符合人类生活永恒规律的活动。”以此观之，托尔斯泰重视孔子、老子，同他本人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世界观转折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他在东方文化的精神中，在中国的孔子、老子的思想资源中找到了对自己精神追求的方向的印证和认可，托尔斯泰认为西方文化过于强调物质，而东方文化注重精神，因此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东方。 体现中国国学精华的诗人李白也得到了俄苏作家的描写。20世纪80年代В.瓦尔扎佩强出版了中篇小说《秉烛夜游客》，除了表现李白的命运而外，在这篇小说中还广泛征引中国古籍中的名句或故实，大都自然妥帖，仅在虚构的李白致儿子的绝命书中就有：斥鷃笑鲲鹏，达摩面壁，曹植的《七步诗》。足见瓦尔扎佩强对中国国学既有较丰富的知识，更获不浅的领悟。无独有偶，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作家、汉学家С.托洛普采夫发表了短篇小说《回归太白》，该小说表现了李白生命最后的时光。托洛普采夫还出版了厚重的《李白传》，把李白的59首古风译成了俄文。 中国国学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也为新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铺垫了宏大的想象空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笔名为霍利姆·王·扎伊奇克的作者推出的系列小说《欧亚交响曲》。不妨把《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称之为“玄幻公案小说”，目前该系列已经出版了三卷七部。在该系列小说中，作者想象了一个巨大的奥尔杜斯帝国，它是作者生造的一个新词，以金帐汗国和古代俄罗斯的名称罗斯相叠加，构成了一个新国名。在作者虚拟的历史时空中，13世纪60年代古露西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与拔都的儿子议定将金帐汗国和罗斯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行统一的法律，稍后中国也加入其中。于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其东部的首都为汉八里（即北京）、中部的首都是哈拉和林、西部的首都是亚历山大里亚（即彼得堡）。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东正教堂的金顶同佛塔和清真寺庙交相辉映，城中心必定有孔庙，当人们遇到精神道德难题时，必定要到那里求教。 在《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里，中国国学自然而然地化为叙述者和人物的内在修养。比如在《不熄明月案》中叙述者思考了儒家文化在人伦关系建构中的独特作用：“许久以前，在平等对待国家和人民的前提下，孔夫子就形成了人与国家、国家与人民的敬重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为父服务中，学会为国君服务。他教导说，从关怀儿子中，可以学会关心人民。”显而易见，叙述者试图以当代的观念来阐释孔子的思想。在《狐媚案》中郎中巴格遇到棘手的案子时，到了亚历山大里亚的佛光寺，“坐在长老对面的草席上，默诵着《金刚经》，巴格顿感期待已久的宁静，他的心变得沉静而安稳。”佛光寺的长老宝师子为巴格手书偈语：“此生行善成菩萨，行恶堕狱成狗彘。悯虫疗疾助残老，荣辱苦乐缘人行。”后来他从偈语“荣辱苦乐缘人行”中得到了破案的启发。在《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中，随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存在。比如叙述者径直用俄语来拼写汉语职务等称呼，以脚注来说明这种称呼的含义如“卫兵”“郎中”“侍郎”“国客”“宰相”“将军”等。 在维·佩列文的《阿狐狸》和《苏联太守传》，弗·索罗金的《糖城堡》和《暴风雪》，谢·多连科的《2008》、鲍·阿库宁的《金刚轮》等小说中，都浸润着比较丰富的中国国学元素。 移译巨作 阐扬国学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对中国国学的现代价值作出肯定性阐述，把中国国学的核心问题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相比较，发掘了中国国学人类文化层面的意义，一些新观点值得我国国学研究者关注 在传播中国国学的过程中，俄罗斯汉学家的集体著作《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居功阙伟。在科学院远东所所长米·季塔连科组织下，俄罗斯汉学界以十年之功，汇数十位学者之力，于2010年完成了6卷本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该著作荣获2011年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奖，得到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据《人民日报》报道，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首访俄罗斯时，在会见俄罗斯汉学家和学汉语的学生时，曾指出：前几年，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全面诠释了中国5000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对传播中国国学具有重要价值，2012年10月我作为首席专家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我们课题组在四川大学的支持下，集中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的70余位精英，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翻译完了这部学术巨著。在完成翻译任务之际，我感慨不已，口吟近体诗一首：“友俄赞夏意宛蜒，格物致知著巨篇。聃籍儒行知俗圣，羲轩彝鼎辨愚贤。西来童寿圆通义，东返慈恩遍照诠。端赖同侪皆勠力，八音迭奏韵攸然。”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在传播中国国学方面的价值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一部对中国国学的现代价值作出肯定性阐述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与思想界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国国学（传统文化）阻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说。从思想界来看，德国马克斯·韦伯研究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儒教和道教都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伦理，因此尽管中国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有利条件，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从政治文化领域研究和批评儒学，他认为由于儒家强调“中庸”，由于造成了中国文化长期的稳定性，以及中国士大夫的业余精神，再加上儒家与统治者张力关系链条的断裂，儒家就从一种价值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与之相反，《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正面论证了以国学为表征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治理中的转化。《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分析了儒家和法家观念在中国当代政治中的成功转化，作者叙及1987年邓小平描绘小康生活目标时，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社会乌托邦的结合。该卷的作者指出：中国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传统，创造性地将儒家观念融进中共的意识形态，逐渐由小康向大同迈进”。 其次，《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把中国国学的核心问题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相比较，发掘了中国国学人类文化层面的意义。俄罗斯汉学家将中国国学的元命题“道”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元命题并置比较。“道”在《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哲学卷》中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作者还将它同俄罗斯文化中的“言”相比较。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言”同中国的“道”、印度的“奥义”和古希腊的“逻各斯”一样，都是文化的原型，借此彰显了中国国学在人类文化上的意义。这里不妨补充一句，2007年春我采访《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作者之一亚·马尔蒂诺夫时，他说：在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等问题时，“儒学具有很大的机遇，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人类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成为整个人类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参见亚·马尔蒂诺夫、刘亚丁《儒家具有巨大的机遇》，《跨文化对话》2007年第22辑）。 第三，《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在中国国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作出了独特研究，一些新观点值得我国国学研究者关注，足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思路，拓展我们的研究。比如在《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中，作者论及中国先秦的“象数学”时认为，象数学的深处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科学材料，《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山海经》都援引了土地规划者禹的说法：“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作者将这些数字按照周代的里数换算，然后做了比较：地球东西直径约为12756.28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3379.52（周朝时的）里；地球南北直径约为12713.52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2423.84（周朝时的）里。这位作者指出：“这些数字，与地球穿过地心的东西直径、南北直径的公里数惊人地近似。”这应该是值得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国学经典，俄罗斯一代代汉学家拿了去，俄罗斯的作家又通过自己的作品放大其音声。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然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我们自己送去的队伍尚未壮大之时，俄罗斯汉学家和部分作家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把他们的著作和作品翻译成中文，回馈国人，是颇具意义的工作。（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