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至4月23日，17天的时间里，凡凡（化名）三次因伤入院。第一次是鼻梁骨骨折、上嘴唇缺失、身上多处伤痕，医院报警后，继母曲婷婷带着孩子跑了。隔了几天，凡凡再次进入医院治疗。对于孩子身上的伤痕，曲婷婷解释是凡凡，“自己摔的”。出院的第二天，凡凡因脑积水、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侧脑室积血等，第三次进入医院治疗。这次，凡凡直接被送进医院ICU抢救。直到如今，昏迷11天的她仍旧没醒来。（5月4日《新京报》） 　　再一次，我们见证了家暴的可怕：一个4岁的孩子如同一粒含苞待放的种子，天真懵懂际却遭受如此严重的伤害。暴力导致的脑积水和脑室积血，能否再次醒来令人忧虑。孩子的明天在哪儿，是摆在其生母和爷爷面前的问题，也是大众最关心的话题。其生父和继母因家暴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刑拘，法律还给了孩子公道，也给了外界关切以回应，但事态何以至此，才是最叩问心弦的追问。 　　原本，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从邻居到社区，再到警察，只要任何一方真正把家暴“当回事”，孩子也不会反复被虐而无人干预，施虐者也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落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对于凡凡的遭遇，邻居是最直接的见证者，他们经常听到孩子父母“一起训斥、打骂的声音”，以及“孩子一直在哭”，也看见“脸上没有明显伤痕，但衣服、头发乱糟糟的，走路歪歪扭扭的没精神”，以及“将餐巾纸泡在面汤里让凡凡吃”。因为是朋友，是邻居“驳不开情面”，或者害怕“影响彼此关系”，就选择了纵容。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打孩子”一直被归类为“家务事”，所以连社区内部在接到有关举报后，也基于“证据不好收集”和“曲婷婷泼辣不好惹”，采取了宣传板报“婉转的警告提醒”的中庸之道。 　　三次住院，被虐者受到的伤害一次比一次严重。令人不解的是，两家医院两次报警后，此事没有立案，确实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公安机关作为反家暴极为关键的一环，承担着制止和中断施暴的责任，并通过后继的介入避免家暴的延续，提供的验伤、笔录都是关键的证据。但从具体的实践来看，由于执法者对认定家暴的证据要求过高，加之通常认为打骂孩子只是“正常的管教”，常常不出警，不处理或者敷衍了事 ，人为抬高了家暴立案的门槛，及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才介入，对施暴和被施者双方而言， 形成了“纵容性伤害”。 　　反家暴重在预治，如此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假若邻居能够及时报案，社区能果断干预，警察能坚决出手，对施暴者采取训诫、警示、暂停其监护权、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措施，或在第一二次已造成较重伤害时就立案，4岁的孩子就不会被送进医院ICU抢救，施暴者也不会落个被刑拘的结局。 　　全国妇联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目前，家庭暴力现象在我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还多发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从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妻子李金，到广安区女副区长黎永兰被男友施暴致死，反家暴面临着传统观念的束缚、客观环境的干扰和法治体系的影响。除了“家丑不外扬”的自身性纵容，“家务事”的群体心态也影响着执法等反家暴机制的介入程度和干预力度，也影响着反家暴立法等救济机制的完善速度。 　　一个暴力充斥的社会，谁都无法成幸运的孤岛，陷入家暴漩涡中的人，都无法免于受伤害的结果。命运共同体下，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反家暴既关乎于个体权利和命运，也关系到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更维系到法律权威和法治能效。反家暴，关键在于要反纵容，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家暴，对所有的家暴行为都能迅速介入，采取果断干预的措施，家暴才不会成为个体的梦魇和法治的耻辱。（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