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月开始，又一个中国城市加入严格控烟“阵营”。11月1日，《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部分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全面禁烟。近年来，我国城市控烟的立法步伐加快，但在实施过程中，城市的“烟火”依然难以完全熄灭。如何弥补监管空白、完善戒烟服务，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据11月6日《人民日报》）。　　 　　烟草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对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区域实行控烟、禁烟也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但在“烟草文化”十分传统浓厚的现实社会中，要让一些“资深”烟民在禁控烟区域自觉自律不吸烟还存在一定难度，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吸烟既是微不足道的个人习惯，又关系到所谓的面子尊严，在劝阻方式上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矛盾冲突。由于监管层面处于“九龙治水”治水状态，不少部门工作人员仅有管理权“劝阻”，而没有执法权“处罚”，造成一些部门对控烟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是“睁只眼闭只眼”。　　 　　应当说，无论是最近西安市出台的“最严控烟令”，还是以往其他城市推出的控烟措施，在制度设计上都具有被很强的刚性，但在落实执行上却无一例外都相当软弱，除非由突击性的“联合执法”，日常监管实际上是出于“纸上谈兵”状态。几年来执法部门对禁烟区吸烟者开出的罚单寥寥就是最好的证明。　　 　　制度的成效在于落实执行，尤其是对于吸烟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陋习，无论制度条款上如何“最严”，得不到认真落实执行，不仅损害了制度本身的权威和严肃性，也让公众对政府禁烟的诚意产生怀疑。制度不能只作为法庭上的裁决依据，更应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成为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一些餐馆、娱乐场所甚至机关事业单位等本该禁烟的区域之所以“禁而不止”，甚至故意留“口子”，除了受利益驱使乃至“陋习难改”之外，关键就在于处罚不严，制度落实不力。　　 　　可以毫不忌讳的说，许多城市在控烟问题上，几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控烟、禁烟令一地比一地严，媒体营造的声势一地比一地大，联合的部门一地比一地多，但最终取得的成效不仅大同小异，甚至有的还成“反比”。以北京市为例，2015年，北京市施行“史上最严控烟令”，在“带顶”和“带盖”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的3个月间，“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就收到群众对违法吸烟行为投诉举报3920件，其中写字楼占比竟达到43.4%。而为此受到查处和开出的罚单更是寥寥。　　 　　很显然，相比起社会其他方面的治理，控烟却是存在涉及面广、卫生健康观念不一和戒除烟瘾难的诸多问题，而且烟草生产销售也是经过国家的合法审批，正常烟草消费更受到法律保护，要对这样一种“装在兜里合法，叼在嘴里违法”的行为进行治理，确实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但无论怎么着，控烟、禁烟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利国利民的健康大计，在制度设计和治理“技术”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唯有狠抓现行控烟令的落实执行，方能收到预期成效，否则，再严再完善的制度规章，也只能徒具观赏效果。（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