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纪委监察局成立调查组，对普格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花山监管所工作人员肖绍彪（男，非党）涉嫌违反廉政纪律问题进行调查。经初步调查，所反映问题基本属实，记者了解到，肖绍彪涉嫌违反的廉政纪律问题是，以儿子满周岁为名，利用微信，向微信好友索要红包。(8月14日　四川在线) 　　以儿子满周岁的名义，公职人员肖绍彪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索要红包，并且公开在网上“晒”收到的红包，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廉政纪律，让不少网友感慨“不作死就不会死”。“上帝要其灭亡，必先让其猖狂”，果不其然，当地纪委在接到举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随后，肖绍彪不仅全部将索要的红包退回，还进行了赔礼道歉，后续肯定还会受到相应的违纪处分。 　　肖绍彪违纪被查，民众自然拍手称快，但是在为纪委点赞之余，一些潜在的问题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肖绍彪不是群发消息进行索要，而是一对一的进行私聊，还会有人举报吗？再则，若肖绍彪不公开炫耀收到的红包款项，是否就能逃过监管呢？虽然这一次肖绍彪微信红包索贿被立案审查了，但是此案之所以东窗事发，很大程度上在于肖绍彪的索贿行为太过大胆，以及民众举报及时。可是，如果以上两个因素不存在，公职人员在微信上的违纪行为，如何才能被纳入到纪委的日常监管呢？科技日新月异，纪委的监管能否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实现同步升级呢？ 　　“微信索红包”这是典型的“互联网+违纪”。对于这种隐秘性高，私密性强的违纪行为，就目前而言，纪委的监管还是较为滞后的，通常只能做到事后监督，事前和事中的监管往往是处于缺位状态。这样的现实处境，让纪委的监督显得颇有些尴尬。而要治理类似的案件，纪委除了查处几起典型案例进行震慑教育外，剩下的就只有靠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了。 　　在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利用网络新技术违纪的新闻屡见不鲜，除了常见的微信索取红包外，还有不少党员干部借助微信的东风，兼职做起了微商，甚至有的生意还做的风生水起。另外，从一些查处的案件来看，部分公职人员还在上班时间玩网游、逛淘宝、炒股票……这些行为都玩的是“互联网+违纪”，纪委监管起来难度确实不小。如果硬要监管，恐怕监管成本也高得吓人。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纪委要想做好监管工作，必须补齐公职人员网络行为监管的漏洞，借助新科技，运用大数据，切实做实做好监管工作。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当然也不应该成为公职人员违纪的监管盲区。近些年，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出台相应的制度，细化公职人员在使用微信时的行为要求，比如近日呼和浩特市就印发了《呼和浩特市党政机关党员、党员干部使用微信"五必须""十不准"规定》的通知。有了制度的约束，有了招呼在前，能有效地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只是这方面的探索研究，很多地方纪委还要多下功夫。 　　简而言之，不能将公职人员“微信索红包”仅视为个案处理，因为“微信索红包”只是“互联网+违纪”的一种极端反映，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是纪委监管迫切需要升级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