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业男子刘某一直住在其母开办的度假村里，去年10月，他强奸度假村女服务员孙某后，孙某告知刘母，刘母大义灭亲，带领被害人报警。记者从密云法院获悉，法院一审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五年。（4月7日新华网） 　　儿子强奸，母亲协助被害人报警，这确实不常见。而听到或见到更多的是儿子作恶后，当父母的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儿子销毁罪证，或找到受害者给钱给物甚至以恐吓相要挟，为孽子逃脱法律惩罚找借口；还有些父母帮儿子逃到外地，暂时躲开警方的追查。而这位母亲在涉嫌犯强奸罪的儿子面前，只是称“她的儿子两年多前开始精神状况有些异常，发病时乱发脾气、打人”，却也最终带着两位被害人去报警， 　　儿子强奸，母亲“大义灭亲”，就又回到了那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大义灭亲到底对不对？其实，大义灭亲的本意是为了维护正义，即便是对犯罪的亲属也不徇私情，一定要使作恶者受到应得惩罚。然而，大义灭亲有特殊条件作为限定，不能把一切对亲人“作恶”行为无私地“上告”都称为“大义灭亲”。这要情况做具体分析，也要看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危害达到何种程度。而亲人的忍耐力有多强，是充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益选择。 　　人们一定会对那些充满悲剧的文革时代“告密式”的“大义灭亲”依然感到恐惧，那的确是留给数代人的剧痛。然而，那种亲亲相告的“大义灭亲”的前提就有问题，所谓的“革命行为”不是在维护法律，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有物种。跳出那个特殊时代，如果我们维护的是法律，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虽然大义灭亲不是公民的义务，却也当有对他人、社会、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行为时的一种权利选择。在亲情伦理和社会责任之间如何选择，社会效果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 　　应该分清的是，大义灭亲不算是一种义务，却是一种个人权利。古往今来，“大义灭亲”总被一些人赞赏。在危害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面前，的确存在父母子女之情割裂，兄弟姐妹绝情，夫妻恩爱决裂的现象，但同时人性也遭到了戕害。于是，是人性可以被权力压制，还是让人性彰显，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其实，赞成和拥护双方似乎都有片面性。就拿本案来说，如果这位母亲没有大义灭亲，可能有更多女孩被她儿子糟蹋，导致的后果更糟。但她选择了自己“大义灭亲”的权利，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这样的大义灭亲，就不那么可怕 　　但是，大义灭亲却不可强求。其实早在6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当时对1979年刑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也是对作为证人“大义灭亲”不予强求的一个人性化之举，让法律回归了人性。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大义灭亲”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大义灭亲不是义务，就认为其一无是处甚至一棒子打死。“大义灭亲”虽不是义务，却依然是一种权利。任何人，只要其认为亲人给他人或社会等造成的伤害太大，使其无法在亲人的“亲亲相隐”中忍受更大的内心折磨，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就像报道中的这位母亲。 　　家庭关系的维系，对于个人而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要求所有人在家庭亲情与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无条件地服从权力的需要，有时候未必就是正义的体现。但如果有人选择了大义灭亲，这就是人家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由此，我们可以去大义灭亲，也可以回避，这是我们的权利。盲目的大义灭亲要不得，而行驶自身权利的大义灭亲，且是在防止更大的恶发生，就没那么可拍。（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