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6岁的汪诚志，称自己还是处子之身。网上搜索“安徽光棍村”，有八万多条结果，大部分关于汪诚志的家乡——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在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未婚男性达到112人。1月8日，村支书熊寿青说起此事，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说：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光棍”了。 　　中国的农村，早已不是小农社会的农村。现代化、城镇化的进展，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农村很容易成为现代文明的阴影。城乡二元对立的逻辑，给农村打上了一些标签，譬如乞丐村、光棍村。而这些头衔，绝不能简单用道德、贫困问题归因，背后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要用城镇化语境来具体分析。 　　拿“安徽光棍村”来说，1600多人的村子，30岁到55岁的未婚男性有112人。在晚婚已成大趋势的城市，这个比例也不算高，毕竟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平均结婚年龄保守估计也有30岁以上。然而城市里的男人，不会因此被称为“光棍”。光棍村的称号，其实背后有着城市对农村基于优越地位的掠夺。 　　光棍的形成，主要来源是贫困和人口流动。贫困是最大的邪恶，它能最大程度上剥夺人的自由和选择。而汪诚志所在的老鸭村，却是由人口流动带来的“婚姻挤压”最底层的承压者。这个村的男女性别比为113.5，与国家总体男女性别比相差不大，为何老鸭村因此受伤害最大？原来老鸭村的女性大多选择嫁出去，嫁到城里是第一选择。而城里或外地愿意嫁到老鸭村的女性实在太少。事实上老鸭村用并不富余的女性， 在帮助解决城市和其它相对富足地方因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婚配危机。 　　因为男女比例失衡，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在婚姻挤压效应中，农村是弱势受伤害方，越贫困的农村在这一危机转嫁链条中承压越大。老鸭村就是马太效应产生的冤大头。然而，仅仅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和经济发展滞后，而失去了婚配和繁衍后代的权利，以老鸭村为代表的光棍村更多是无辜。 　　同样是土地占有，有的地方意味着贫困，有的地方意味着富足。春节期间频频爆出某些村因卖地而获得巨大分红的新闻。仅仅因为生存区域的差异，而带来发展资源的不均衡，这种机制必然提出社会补偿议题。毕竟对老鸭村而言，光棍危机更多来自外部特别是城市对自身女性资源的掠夺。靠自身解决问题力有未逮，需要外部补偿干预。 　　无辜之外更要有补偿。政府要迫切帮助这样的贫困地区脱贫，脱贫之外还要帮助他们”脱光”。社会要对他们多理解解多包容，明白他们为城镇化进程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社会精英人士和中产群体也有关心帮助贫困地区脱贫的责任。哪怕是一般人士，也不能满足于当一个“光棍村”的看客，不要给他们贴标签，更不要对这些所谓的光棍有歧视，他们一样勤劳聪明，只是先天发展资源有限。让人民过有获得感的生活，不能容忍光棍村的存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他们需要社会补偿，而不仅是只在春节把它们作为谈资聊作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