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6日，河南省栾川县下发《关于在全县开展“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主题活动的通知》、《关于“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推动移风易俗”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制度，并明确了红白事参照标准。红事用餐标准为，正席不超过十菜两汤，白酒、红酒一般每瓶控制在30元之内，最高不超过50元，每桌不超过两瓶；烟一般控制在每盒6元以内，最高不超过10元，每桌不超过两盒；大力提倡不用烟酒或少用烟酒。宴请仅限于男女双方亲戚，最多不超过20桌，党员领导干部置办酒席数量严格按照县纪委有关文件执行。（1月14日澎湃新闻）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提倡移风易俗办红白事的“规定”。有些地方甚至规定礼金的数额和宴请的桌数，而像河南省栾川县都细化到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甚至细化到了机关单位，就有更吸引眼球了。也不知道这些礼金、烟酒、饭菜钱等上限是怎么算出来的。都细化到了“农村每桌不超过150元，县直单位人员不得超过300元”的程度。提倡“清新简约”的人际关系，表达心意不以礼金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的确应该，但别忘了，刹住送礼请客歪风，不是靠一个文件就能见效，也无法监控，更不能强迫。我是城市居民，但我的生活条件很差，连拿一百块钱随礼都困难，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我达不到那个“一般控制在100元之内，最高不超过200元”的标准，我还要借钱随礼？ 　　而在农村礼金标准方面，本村乡亲随礼一般控制在50元之内，最高不超过100元。可是，如果我比较富有，我跟某人的关系好，好亲友有红白事，我愿意多拿。哪怕我是农村居民，但我愿意给200元，难道这就该禁止吗？而如果我贫困，甚至是精准扶贫的对象，本来我想拿20元钱随礼，可是“规定”的标准是“一般控制在50元之内”，可我拿50元随礼费劲，那么我就应该借钱去随礼吗？同理，我在农村办喜事，本来想办50元一桌的喜宴，但“一般控制在10元内”，就让我不能低于100元办喜宴，否则不是丢面子嘛！ 　　倡导节俭办婚事，随礼要量力而行提倡新事新办，移风易俗，这怎么都没错，但要是把礼金等具体到一个数目，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是不是在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即便是县政府，也没有这样的权力。虽然这仅是一个“通知”类的倡议，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既然可操作性差，那干嘛还要出台呢？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少干甚至别干。 　　红白事属于民俗事，政府最好不要插手。而各地成立的“红白理事会”和“乡规民约组织”之类，是各地村民根据自身条件成立的民间组织。其制定的条约等属于法规的必要补充。政府号召可以，出台指导意见也是正确的，就是不能细化具体标准，如此就超越了权限；硬性干预不会有预期的好效果，还会引来非议，更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红白理事会”为什么受到欢迎？因为其成员都是本村的乡里乡亲，对本村的村情、各家各户的实际经济能力等，都了如指掌，制定的乡规民约也符合实际。 　　人们当然痛恨大操大办红白事，因为那样做不仅导致一些家庭举债，还可能使家庭陷入贫困。人们需要一个大致标准，但这不该是政府主导，而是要让“红白理事会”这类民间组织去办更为实际，也才更有可造作性。而无论如何，移风易俗，减少村民的经济负担，树立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要求。而政府插手就显得很不妥，政府细化规定根本不适合红白事。因为各地实际情况差异很大，稍不小心，就会搞成“一刀切”，不利于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更会引起反感。由此，红白事节俭办，政府只提倡就行了，具体细节还是少插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