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0日，端午假期，来自成都的张正祥、于强、肖军、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来到郫县（现称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出游。在此过程中，肖军及喻春祥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施救未果。最后，四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张正祥的妻子周萍和于强的妻子钟敏，为了帮助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反复，却被告知，由于其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12月13日 新京报）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将“见义勇为”定义为“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其抢险救灾的行为”。因此郫县综治委工作人员解释称，由于于强和张正祥所救人员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体出游属于一种“邀约”，因此属于“履行特定义务”，故不予认定“符合规范”。 　　见义勇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的去做”，它并不在乎为谁挺身而出，在何种情况下挺身而出。在我们的认知里，见义勇为是一项义举，是崇高的道德行为，理应受到表彰，从而传播社会正能量。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近年来，见义勇为的事件经常见诸媒体，在宣传见义勇为精神的同时，见义勇为的申请困境同样不少见。贵州就曾发生过一起迟到12年的认定见义勇为的事件，一个“见义勇为公民”的称号迟了12年，实在是寒了家属的心。同样的，如此长时间的认定过程显然是存在某些细节上的“争议”，因为没有和政策达到百分之百的一致，就可能被否决。 　　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提倡正能量，更是倡导见义勇为，既是倡导，就不能让见义勇为的门槛设的太高，同样不能在其认定过程中过分的“咬文嚼字”。为救陌生人而死，就算见义勇为，为救朋友而死就是“履行特定义务”，表面上看这是对于施救行为的否定，实质上的对于救助者生命价值的否定。因为与施救者关系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衡量标准，显然是对于生命的不公平待遇。因为，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面临的危险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是“朋友”而减少一分，既然面临一样的危险，为何要影响救助行为的性质呢？ 　　所以，与其对照相应条文“咬文嚼字”，为什么就不能在认定过程中宽容一些呢？将“有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作为认定的基本准则，无论是救助“陌生人”还是救助“朋友”，都是“见义”的表型，也都是“勇为”的表现，都应该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都成为我们的英雄，对英雄宽容一些，才能让正能量传播的更广一点。 　　当然，“见义勇为”认定标准各地差异大，也是一大弊端。因为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地各自为政，导致同样的救人事件在一个地区算见义勇为，在另一个地区就可能不算见义勇为，从而导致有些英雄有苦难言，流血更流泪。所以，我们在放宽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的同时，更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只有在一个规则之下，才能更加公平公正，也只有在“国标”之下，才能更好的保护见义勇为者，避免其陷入法律的窘境之中，也更好的减少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见义勇为，但是我们至少要对见义勇为者报以敬仰之心，通过表彰见义勇为者，形成一种社会正能量。让英雄的认定简单一些，宽容一些，规则要守，但是过分“咬文嚼字”实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