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南京限购令实施的首日，华侨路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依然人头攒动，但市场已经有了变化，不少二手房主将限购理解为“二手房紧俏”，纷纷坐地起价。有的开发商连夜抢跑，有的开发商推迟开盘，有的开发商高调宣称将要涨价。同日，南京民政局离婚登记处也很热闹，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离婚人数激增，有些自称是被限购新政“催”来的（据9月27日《现代快报》）。 　　上海因限购谣言导致的离婚潮刚刚退去，更疯狂的一幕离婚潮又在南京上演，在踊跃排队离婚的人群中，不但有满头银发、相互搀扶前来的老夫妻，更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办理离婚也只是在法律上撇清夫妻关系，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同新政执行时间赛跑，钻新政的空子，抢购一套并非刚需的商品房，期望从不断上涨的房价中不劳而获。 　　对利益的索取，是每个人发至内心的追求。这一点无可厚非，然在一个各方面治理有序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通过努力奋斗，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创造财富，让生活更加美好。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新政的出台既会保持长期可持续性，更不会出现顾此失彼。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人们最原始的贪欲和不劳而获心理就会被封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对道德法治的信仰和自觉地尊重规范，人们才更注重个人的声誉与尊严。反之，当社会治理失当，利益分配失衡，藏在内心深处最原始的贪欲和不劳而获念头就会被“激活”，在利益驱使之下，什么道德伦理、个人尊严等等，都可以通通放弃。实际上，新政催生的离婚潮背后，折射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更暴露出社会治理水平的落后甚至愚庸。 　　表面上看，现实社会较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价值观混乱；各种电信诈骗、贪污腐败等各种涉及经济利益的犯罪频发多发，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系密切；但实际上，稍微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导致这些问题“泛滥成灾”的必然，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滞后。平心而论，由于我们的法治尚处在与权力的“胶着”阶段，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地方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往往还是“权治”大于“法理”，无论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任何突发矛盾和问题，政府首选想到用“治”的手段去“平息”，随后才着手去“调理”，但由于最先“权治”的威慑，矛盾不再显现，往往导致“调理”的烂尾。 　　其实，“治理”二字用在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管理方面，更应该强调的是“理”而不是“治”，用科学智慧去理顺并化解矛盾，不仅会让人心平气顺有助社会和谐，更能促使人们尊重社会规则，提升对道德法治的自觉遵守和信仰，对未来充满希望。然从不少地方的实际做法上看，采用权力强“治”手段明显多于智慧的“调理”，在不断壮大发展权治资源的同时，在对社会的“调理”方面却少有作为，某一领域出现问题或乱象，不是想方设法运用智慧去“调理”，而是任由问题成堆之后才去“集中整治”，尽管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打上“依法”的标签，但行动的本身就已经超越法律的范畴了。 　　实际上，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到今天，本身就是社会治理水平愚庸结出的恶果，社会各种秩序失衡，随意出台限购政策而不去深入研究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根本问题，越是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越是会让房地产市场更偏离健康发展轨道。而从南京限购新政催生的离婚潮更不难看出，治理水平愚庸导致的社会价值观错乱，现实利益在很多人内心中膨胀，不但让众多人放弃尊严甚至丢掉道德伦理去进行利益角逐，也让限购新政实施呈现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与荒唐。 　　房屋虽是一种商品，但他的属性首先是住房消费，其次才是“投资产品”，但从包括南京在内的各个城市出现的“抢购潮”中，真正购房为了自住消费的乏善可陈，绝大部分人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不惜“离婚”参与抢购，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投资理财”，而土地财政又在其中扮演者推波助澜的角色，进而导致商品房价格上的泡沫也越来越大。而实际上，社会治理水平的愚庸还远不局限于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发展方面，甚至可以说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无论是应对高房价泡沫，还是应对社会出现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食品卫生安全，乃至打击无处不在的坑蒙拐骗，在解决单一问题乱象的同时，更应当反思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能把社会“调理”的风清气正，让每一个人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活着的尊严，让市场经济在法制轨道上健康运行，没有乱象，自然不会出现丑陋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