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被列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央赋予四川最重大的改革试验任务。如何看待这个重大使命的含金量？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政府新闻发言人蔡竞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含金量在于试验，说得直白点，就是有了可以试错的权利。（7月13日《四川日报》） 　　随着国务院一纸批复，四川“一号工程”从地方战略上升到国家试验，首场发布会画出的“全身像”，更是备受舆论追捧。然而，笔者认为最“吸睛”的不是“全身像”，而是国家赋予四川的先行先试权，正如蔡竞秘书长所言：最重要的含金量在于试验。可以说，允许改革“试错”，本身就是政策利好，更是在摸索中为创新“找对”。 　　在现实语境中，改革、创新、探索等等，都是非常正能量、高大上的词汇，而“试错”似乎不那么正面。这无外乎“试错”在词意上，明确宣示了任何改革、创新、探索都有可能犯错。然而，试错是改革创新的实验路径，因为改革创新是“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袁隆平研制高产杂交稻历经数次试验甚至失败，我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第一人屠呦呦提炼青蒿素，仅试错就试了近两百次，但他们最终都能成功，无疑雄辩地证明：试错的过程也是“找对”的过程。 　　试错是2015年国考题，其基本思想是人们在追求某一目标时，可以通过不断试验消除误差，从而到达成功的彼岸。许多地区、领域的创新、改革、发展，其动力来自先试先行的勇气，以及对改革试错者免责的体制和机制。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有过“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表态。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允许“试错”的宽容气氛，才会有后来蛇口突围、深圳奇迹、浦东开发等一连串关乎国运的重大改革创举。所以说，改革创新可能走迂回曲折的弯路，也可能有先行先试的失败，但一定要允许试错，否则就有可能“扼杀”下一个改革的创举。 　　失败是成功之母。很多成功的改革创新，往往是建立在许多次试错的基础上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先例的“第一个吃螃蟹”行为，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如果都不容许改革创新者出错、失败，谁还会愿意去开拓创新？特别是四川已成为国家级的改革创新“实验区”，最大的利好就是拥有了“先行先试权”，许多工作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参照，迫切需要用试错机制，来保护改革创新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为大胆改革、勇于担当者吃上一粒“定心丸”。 　　况且，国家授权四川在军民融合科技生产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开展三十条先行先试改革举措，成德绵作为先行先试区域，有试错、容错、纠错的机制，鼓励试点地区大胆去做，向前去闯。这无疑是通过制度化设计，使勇于创新探索者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也利于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故而，“试错”在制度上是对改革创新进行最有效的保护和支持，这也是大兴改革创新之风的前提和保证。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创新需要一个包容性的环境，要让改革者大胆去探索，就需要相关政策支持。我们欣喜地看到：四川印发了《关于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励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意见（试行）》，提出七种情形可容错免责，这正是为了激励干部大胆闯、大胆试，赋予党员干部“试错权”，为敢为者“兜底”，为改革创新者“撑腰”，避免改革创新的“领头羊”不成为“替罪羊”。 　　当然，“试错”的错，不是说路线性的错、方向性的错，“试错”更不应异化为“挡箭牌”。建立容错机制，关键是要界定清楚要容的是什么错，既为改革者提供明确的行动准则，又要防止纪律“松绑”、作风“减压”。概言之，“试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辩证的运用，不能让有条件的“豁免权”成为万能的“免罪牌”。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曾引用这句名言。同样，四川今天的改革创新也必然会遇到泥泞曲折，但只要辩证地运用“试错”机制，就是为创新“找对”，就有助于成就一番国家试验、四川先行的大业。（作者系天府评论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