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严肃查处了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正局级）严重违纪案件。张建津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是一起无视党纪党规、变换花样搞“四风”的典型。（12月2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这起案件被一个“精彩”情节抢了风头——矿泉水瓶装茅台。但这种“低调的奢华”，只能说明天津医药集团原董事长张建津是知道当前反腐形势的，更可能因为这位国企掌门人，同时也是天津市委委员，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明白自己也在纠“四风”之列。因此，“矿泉水瓶装茅台”，反倒是说明他无视党纪党规，变换着花样搞“四风”。　　 　　张建津的吃功和吃法确实是“出类拔萃”的。每餐“燕鲍参翅”等高档菜肴必点，茅台、五粮液、特供保健酒必上，而且一般茅台酒不入口，要喝就喝15年、30年的年份茅台酒。遇到风声紧、查得严时，就事先叮嘱人把茅台酒倒入矿泉水瓶，改头换面后带到饭店，冠冕堂皇地摆上酒桌。虽然公款吃喝也算不上新鲜事，但如此的吃法和吃功，还是抢占了这起案件的“看点”。“矿泉水瓶装茅台”成了被舆论抨击或讥讽的着陆点。　　 　　其实，张建津的“吃功”和“吃法”，不过是这起案件的插曲。值得深思的是，如此讲究的“吃功”和如此巧妙的“吃法”，首先得他请得起和有人给他吃。按笔者的觉悟水平，在吃喝问题上，无论是干部或群众，只要是凭自己的经济条件吃得起，只要以纯粹的个人交情接受宴请，最多也是对吃喝的专心程度而已。因此，揭露贪吃官不能仅在酒桌上算账。　　 　　或许，人们会因“聘请外籍名厨，吃高档西餐，喝名牌洋酒，一餐花费高达上万欧元”，“每餐‘燕鲍参翅’等高档菜肴必点，茅台、五粮液、特供保健酒必上”看花了眼，因而忽略了张建津为何能够走到哪里，吃喝到哪里，“从天津市内到国内各地，从境内到境外，常年有一批利益关联的私企老板围在身边，伴其左右，争着抢着付款，攀比着上档次”？这不仅是因为张建津贪吃，而是在接受被其“关照”而获取巨大利益的商人奢华宴请。这已经不是一个宴席或饭局，而是一场场权钱交易的序幕或尾声。那么，张建津的吃功和吃法是次要的，哪怕是15年、30年的年份茅台酒也是有价的。但这一次次的官商勾结，张建津在权力寻租中折损的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无法从酒桌上算账。　　 　　再则，纠“四风”涉及到管住官员的嘴，但在如何杜绝公款吃喝上，不能光凭相关官员的自觉。尽管“矿泉水瓶装茅台”，看上去像是不敢吃，而灌在矿泉水瓶里的还是15年、30年的年份茅台酒，这笔钱还得有来路。如果公款吃喝只要不被发现，照样能被“消化”，那么，所谓“管住官员的嘴”，还停留在相关官员想不想吃的层面。所以张建津“把中央精神当成口号，当作幌子，当作与国企无关的东西，说与做两张皮，该吃吃、该喝喝”。　　 　　尽管在这起案件中，张建津的“吃功”和“吃法”确实了得，但对此案的剖析不能停留在这些“精彩”的情节上。必须从张建津得以如此穷奢极欲的客观环境上，追究其用于权力寻租所“出卖”的公共利益；要从思张建津得以如此恣意妄为的做派上，反思制度监督的漏洞。（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