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至4日，成都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成都市委关于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的决定》。《决定》要求必须把深化体制改革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先导工程”，加快在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上打开突破口，为创新要素集聚和创新活力释放“排障清道”。（12月11日《成都日报》） 　　在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体制发挥着“接生”的作用，如果体制环境好，科研成果就能在现实生产力中“顺产”，否则，科研成果转化就会“难产”，甚至“流产”。如今，成都着力破解体制障碍，必将发挥对创新的“助产”作用，无疑是科研成果“优生优育”的好消息。 　　是的，破解体制障碍确能发挥“助产”作用，因为任何一项工作只有找准了突破口，才能破茧成蝶，创新更是如此。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创新，而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如今，总理的思考也是成都的思考，以破解体制障碍为突破口，成都无疑找准了“破茧成蝶”的创新路径。 　　成都思考与总理思考相吻合，这不是偶然，而是成都基于市情现状的必然选择。作为承担国家试验的核心城市，成都科教资源富集，创新综合实力雄厚，目前拥有四川大学、电子科大等高校53所，中科院成都分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30多家，年度专利申请量达6.5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2.2万件，连续多年领先中西部城市。然而，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创新中心，其最大障碍绝非技术层面，真正的“软肋”仍然在体制和机制。《成都日报》鲜明指出：科技创新与经济深度融合不够，存在着分散、封闭、低效等突出问题，是成都的现实。由此观之，成都把解决体制机制的障碍作为突破口，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更是为创新找到了“破茧成蝶”的切入点。 　　技术仅是鸡蛋，只有在良好的体制环境中，才能收到预期的“孵化”成果。过去，有些地方科研与转化之间往往缺乏“孵化器”——一些大型科学仪器在科研机构“藏在深闺”长期闲置，而一些中小企业因资金制约只能对其“望而兴叹”；市场需要拿来就能用的科技成果，而高校的评价体系以科研为核心……受体制机制之限，科研成果很难“孵化”出来，因此，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显得尤为迫切。 　　可喜的是，“他山”的教训被成都吸取，进而转化为“攻玉”的措施。比如：成都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的决定》中提出：打通产学研协同创新通道，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院校协作、社会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此外，四川正在大力推进科技成果权属改革，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成都正借此东风，深入推进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三权”改革，扩大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这些都将破解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性藩篱，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成都创新活力。 　　其实，对于破解创新的机制障碍，不仅成都在行动，整个四川都在行动。就在省委十届七次全会解读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突破口在哪里？”的提问，省科技厅厅长刘东就用一个故事来作答。他说：达州一个县的农科院里，有10多个科技人员通过改革，创办了科技型企业，其中一个拥有硕士学历的研究人员承包了5000多亩荷塘。以前在研究所，办完了领导交办的事就无事可做，现在有了激励政策，每天都坐不住。可以说，刘厅长这种“以点带面”的回答很是巧妙，它说明：达州的创新体制改革，就是四川的“缩影”，也隐喻着：四川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仍然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 　　国家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四川是主场之一，成都是试点城市。在先行先试的语境下，四川在探索，成都在破题，而解决体制障碍就是探索、破题的关键之一。如今，方向已明确，路径已找准，只要我们在体制上做好“助产”文章，就能让创新成果在成都和四川更多地“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