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村民邓钢明和妻子董从蓉来说，过去的一周，他们经历了悲伤的丧子之痛。11月30日下午，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12月3日，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邓树超遗体被渔民发现。邓钢明说，他和妻子前去认尸，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而他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睁睁看着儿子遗体浸泡在江中。（12月8日《华西都市报》） 　　虽然，在民警的协调下，邓钢明付了5400元后，渔民将儿子遗体打捞上岸。但“家中经济非常困难”的他认为，渔民收的捞尸费太贵，是在“挟尸要价”。当事的渔民表示，他们只是以打渔为生，碰到这种情况很不吉利，加上动手打捞了，付出了成本，所以收取一定的辛苦费，是理所当然的。记者的调查也表明，做这个工作一般都要收取费用，一般是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视打捞难度而定。贵与不贵，对于邓钢明和渔民来说，出发点不同，立场不同，自然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论。 　　然而，更应关注的，是邓树超跳江自杀的原因。从报道来看，今年25岁的邓树超，从2013年开始在攀枝花市区跑出租车。前几天向家中要5000元钱交承租费用，父母承诺向别人筹到钱后给他。没有拿到钱，这可能是邓树超跳江自杀的原因。让人很困惑的是，一般人承租出租车，都能要家糊口，为何邓树超却是连自己一个人都养活不了，连出租车承包费用都需要向家中要钱？而从邓父的叙述来看，这似乎已是常态，“儿子隔两三个月，就会回家向父母要一些钱。”已经25岁的邓树超，有着一份出租车工作的邓树超，究竟是怎样的呢？邓父描述的“儿子平时性格有些内向，不爱说话，不赌博，但要上网，没有女朋友”，更让人产生困惑！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贫困的家庭，又是怎样“培养”出了这样的儿子，不仅难以自食其力，考虑不到家庭的实际情况，而且遇一点点小挫折，就如此自轻生命，确实值得反思！请原谅这样对死者的不尊敬！相较于“挟尸要价”的偶然性，这样的问题或许更具有普遍意义。没有邓树超的跳江自杀，也就不会有“挟尸要价”的问题。 　　邓父还认为，儿子虽然是自杀，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出租方罗方催其交承包费，压力太大有关，因此，罗某存在一定责任。法律是否支持邓父的意见，不敢妄下结论。但如果双方的合同不违规的话，出租方总不能在要承租费用之前，先问对方压力大不大，不大，还好说；大了，那是要还是不要呢？企业在解聘员工之前，是否因为员工压力大就不能解聘呢？ 　　捋一捋这些问题，或许比“挟尸要价”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