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安徽合肥，九名农民工爬上楼顶讨薪，以跳楼相威胁，并拒不服从民警处置指令，最终被分别处以5日、7日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 　　岁末年关，看到此则新闻，不禁让人心头平添一丝悲凉：农民兄弟“极端讨薪”屡次出现，这是否在考验我们政府监管部门？同样问题多次出现，确实考验政府监管部门应“提前预警”，而不是事后采取行动，如此下去可能会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削弱，应引起高度重视。 　　今年又出现“极端讨薪”，又以“跳楼方式”相拼，如此无奈的行为令人情以何堪！曾几何时？农民兄弟为了自己的血汗钱，跑断腿、门难进、钱难要,维权难度大、维权成本高,农民工们频频上演“极端讨薪”，拷问我们政府监管部门是否真正把农民兄弟“讨薪”放在心上，很值得深思。 　　农民兄弟通过跳楼、静坐、绝食等极端讨薪方式，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还我血汗钱”。农民兄弟“极端讨薪”其实迫不得已，其背后暴露的，实质上是当前农民工的维权困境——维权通道太少，且不通畅，效率极低。应该说农民工的考虑解决问题方式很单纯，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有的甚至还以命相搏，讨薪却很难获得成功。在“讨薪难”这个问题上，政府所应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可替代的。加强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政府部门的联动力度，“提前预警”非常有必要，这是解决“民工讨薪难”的重要途径，“否则好政策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其实要解决农民工“讨薪难”，一要建立起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常效和有效机制，做到以防为主，齐抓共管，构建打防结合的长效治理机制；二要开展追讨工资专项检查与平常巡查相结合的劳动监察检查工作。希望多举措，多渠道，多方位确保农民工不再为“讨薪难”而“跳、跪、裸、伤……”，甚至绞尽脑汁制造“极端讨薪”，政府有关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笔至文末，笔者非常希望有一天，农民兄弟的“极端讨薪”现象不再出现，通过政府部门提前预防，加大监管力度，“提前预警”，监管前移，做到心中有数，真正让“极端讨薪”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