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京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并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这一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围绕着拥堵费，存在着诸多争议：该不该征收？在哪些区域征收？征收多少？能否有效治堵？这些问题均需慎重研究和考虑（据12月5日（中国新闻网》）。　　 　　无论在北京哪些区域征收，征收标准如何“科学”？以征收“拥堵费”治堵本身就是极其愚蠢且带有浓厚逐利思维的“害民”举措。将对社会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简单当着政府的一桩生意来经营，最终都会把城市各项社会管理引入歧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汽车保有量的猛增，针对一些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日益突出，城市管理者虽也是“十八般武艺”各显奇招，但着眼点无一例外的都放在了“收费治堵”上，在北京、上海、贵阳、广州等地先后实行限牌后，限牌治堵也就成了很多城市的“标准起步模式”。对车辆限牌无疑是解决城市拥堵最简单也最立竿见影的措施，但却也是最缺“科技含量”和最不可持续的笨办法。　　 　　限牌没有有效解决拥堵，开始限号、限行，违者免不了要缴纳一笔罚款。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些城市又开始大幅提高“停车费”，深圳在大幅提高停车收费标准之后，除了赢得一片“诟病”对缓解城市拥堵也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城市拥堵应当说是世界很多大城市都需共同面对的难题，但在解决城市拥堵的问题上，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却更善于使用“经济杠杆”，因为这种办法既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效益”，且又实施方便简单易行，以至于网上有人戏谑，“其他国家收费罚款是为了城市管理，我们的城市管理则是为了收费罚款”，虽然言语有些偏激，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治理拥堵包括对城市的各项管理，也始终就围绕“经济杠杆”做文章，收费罚款成了包治一切的良药，既缺乏科学管理智慧和民生善意，更是在耍“权力流氓”。　　 　　除了限牌、限号、提高停车费或计划实施的征收“拥堵费”等“收费治堵”之外，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是否就无计可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就是一条可行之路，除此之外科学的管理和交通网络的更科学布局也是可以有效缓解，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转变观念，把目光从群众的钱包上移开去思考，就连一贯积极支持征收拥堵费让“开车的留下买路钱”的广州市某政协委员，也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观点，主张在“其他各项治堵措施都已经付诸实施而依旧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从专家的话里我们也能听出来，收费治堵特别是征收“拥堵费”只能作为治理城市拥堵无计可施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我们很多城市在公共交通便利舒适方面，更有许多值得完善的空间，起码就目前而言，还无必要抓住征收“拥堵费”这根“救命稻草”。　　 　　应当说，除了北京之外，包括上海广州在内，国内很多大城市只是把开征拥堵费作为一项研究，并没有付诸实施的明确时间表，这是非常可取的，但北京市这一举措，显然再次给其他城市治理交通拥堵做了个“坏表率”。收取“拥堵费”不但可以治堵，还可以让“天下无车”。运用科学智慧完善乃至盘活现有一切公共交通资源，突破“收费治堵”的惯性思维，进行最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并积极借鉴我国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城市先进的治堵经验，用更科学的管理更完善的服务来梳理交通，用政府管理城市的智慧既保障市民的出行畅通又能避免或减少市民驾车出行的额外费用支出，这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