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应飞虎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提到2004年以来的149起因扶人引发纠纷的案例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应飞虎希望通过研究结果告诉大家，老人并非不能扶，真相几乎都会通过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浮出水面。同时，也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立法，给“好人”一个说法，给“坏人”应有的惩罚。（10月17日北京青年报） 　　作为法学院的教授，应飞虎的研究就是采集数据、汇总类比，得出结论，似乎浅显简单了些。不过，他关注老人“扶不起”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并通过这一研究结果告诉大家，老人还是可以扶的，绝大多数案件的真相最终会通过先进的技术等多种手段还原，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立法，给讹人者应有的惩罚，这体现了一名法学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值得肯定。 　　提到“老人扶不起”的话题，人们议论的焦点无非“两大块”，其一是提升公众道德水准，其二是法治层面积极应对，让好人心安不吃亏，敢于去扶跌倒的老人。但这个问题事关社会和谐与国家形象，不能坐等社会道德回归与立法来破解。根据中国的国情与社会现实，应将“老人可以扶”交给网格化管理。 　　网络化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马路上有人跌倒或被撞倒了，附近的行人或接触碰撞者是第一时间发现的人群。固然，撞人有扶起被撞老人的责任，但此时无论是撞人者还是无关的目击者，如果急于扶起老人，不仅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纠纷，而且从医学角度看，老人跌倒也不宜立即就扶起来。 　　启动网络管理模式后，除了辖区公安、社区管理部门的监控平台发现外，任何一位目击者，特别是附近知道的交警、城管人员、社区工作者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发起救助的共同责任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应在第一时间拨打当地120救护电话或通过当地开通的网络救护呼叫平台，报告有老人跌倒及跌倒的方位。救护中心派出急救车辆紧急施救，进行现场处置或将老人送到距离最近的医院，接受医学检查和治疗。任何一家医院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收治。 　　与此同时，老人跌倒路段的交警对其予以立案，在公安机关开通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公开事发路段的即时监控视频录像，以便第一时间联系上跌倒老人的家人，受理处置可能引发的民事纠纷。负有共同网格管理责任的辖区城管、社区工作人员与交警一起将目击者陈述以及其他现场人证、物证等信息通过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向民政等部门通报，由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出面调查了解老人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状态，及时给予救助。 　　在救助处置过程中，最急迫、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紧急救护。政府主导下的网格管理，在前期制度、机制、职责与程序的设计上，都要保证救护跌倒老人的敏捷、精确和高效。救护中心不单单是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是接受政府委托的救助参与者，必须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派出车辆与专业救护人员，所需费用由公共财政先行垫付。救护安稳后，有明确肇事者的，按责任分担医药费用，无肇事者，自已跌倒或肇事逃逸、肇事者经网络管理民情信息模块核实、确实一时无经济负担能力的，通过老人医保体系解决，医保不足的，一律由公共财政托底，民政部门还要跟踪服务，负责老人救护后康复的费用。 　　因是否撞倒引发纠纷是救助跌倒老人过程中的一大难点，交给网格化管理后，一点也不难了。先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处理，对处理不服的，由公安交管部门、社区以及民政部门的专门仲裁机构共同主持调解，可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公开调解“跌扶纠纷”。凡是已了解的目击者必须出面作证或提供证言，否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拒绝作证的责任，由政府职能部门及金融商事机构将其列入社会征信体系。 　　调解不成的，诉诸法律渠道。网络管理的一大好处就在于，不管是否打官司，跌倒老人的救助问题一律交给辖区的民政部门与社区共同负责，作为“待处理事件管理模块”列入网格化管理的跟踪服务事项。当然，这其中，相关部门应主动与老人的家人进行沟通协调，就老人的生活及纠纷的处理作出稳妥周到的安排。 　　最高决策层早就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坐实到救助跌倒老人的难题，就是要转换政府职能，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马路、商业区为网格，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部门为责任人，通过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部门联动、资源共享，紧急处置，保障跌倒老人的安全。当各级主政者真正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增加和谐因素，将网格化管理做到位，节骨眼上派得上用场，“老人可以扶”就不再成为法学研究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