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上海奉贤警方一举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该犯罪团伙供述在奉贤地区共作案3起，另在七浦路附近作案3起，每次讹骗医药费1500元到2000元不等。“他们预先准备好火腿肠，小刀片，瞄准70岁以上独自出门的老人，先用火腿肠吸引宠物狗，靠近时就猛踢一脚，再迅速拿小刀片把自己的手割伤一道小口子，老人一看流血大都害怕，就真赔钱了。”（9月12日澎湃新闻网）　　 　　从事后讹人造成的“扶不起”，到主动出击的交通“碰瓷”，又发展到在狗的身上耍起了“碰瓷”的把戏，让人们感到切齿痛恨的同时，又因防不胜防而引发人人自危。对此，指望通过道德谴责来遏制这股社会歪风，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伤天害理的无耻行径，呈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从广义上说，扶摔倒的老人被讹和“碰瓷”，也符合现行敲诈勒索罪的主要特征，但是，对敲诈勒索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构成要件，一般理解为明目张胆的威胁或要挟，而扶老人被讹和“碰瓷”，在没有查清真相前，使诈者是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的。这就使得类似于敲诈勒索的讹诈，几乎没有被追究敲诈勒索罪的风险。事实上，扶老人被讹和“碰瓷”，即使真相大白，使诈者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因此，扶老人被讹和“碰瓷”近来屡屡上演。　　 　　假如《刑法》增补讹诈罪，虽然对澄清扶老人被讹和“碰瓷”没有直接作用，但作为一种法律后果，必然会让那些准备实施讹诈的不法分子，在事先有一个对后果的掂量。法律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更大的意义就在于防止犯罪。因为，按照人的欲望或情绪，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在法律面前，还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但不难想象，假如没有相关法律，很多偶发的触目惊心的案例，将会变得司空见惯。 　　笔者为何呼吁《刑法》增补讹诈罪？一是因为现行的敲诈勒索罪，相对于扶老人被讹和“碰瓷”显得过于宽泛，二是“讹诈罪”对于扶老人被讹和“碰瓷”，一定会特别有效。因为，实施讹诈的不法分子，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暴徒，就如坊间所说的“偷没有技术，抢没有胆量”。这种人在利益上的计算，就是出于这种不法行为的后果轻微。如果以一种明显得不偿失，甚至是常人都畏惧的劳役之灾作为犯罪后果，肯定会让大部分此类不法分子不敢轻易出手。　　 　　不仅如此，假如《刑法》增补讹诈罪，还应该课以重罚。这不但是出于加重不法分子对犯罪后果掂量的砝码，而且这种看似非暴力犯罪，在情节上特别恶劣。杀人犯罪还有“激情”的因素，盗窃和抢劫又能让受害者感到明吃亏的自认倒霉，而扶老人被讹和“碰瓷”，对受害者的财产和心理伤害是双重的。损失财产还要蒙受不白之冤，造成的“后遗症”是无法估量的。再则，扶老人被讹和“碰瓷”，对社会公德的践踏，对社会诚信的损害，必然从个案延伸到对整个社会失序和风气的破坏。　　 　　因此，《刑法》应及时增补讹诈罪了。扶老人被讹和“碰瓷”，已经成了文明社会的一颗毒瘤，如果任其滋生蔓延，可能会造成比其他刑事犯罪对社会更大的危害。（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