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年龄加起来近两百岁的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60位嘉宾几乎涵盖了医学相关的所有领域，都是业界的翘楚。医生们的门诊号平日“一号难求”，79岁的钟南山的号据说已经挂到明年了。可这次，这些不同科室的大夫，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在医改总体框架未明晰的背景下，探求医患共同决策，愿景虽好，而对于从根本上缓解医患矛盾，去除看病难看病贵，尤其是遏制医闹，实质性效果并不大。不客气说，医患共同决策，或许仅是死水微澜，是刹那的亮光一闪。 　　就治疗方案、治疗方法的选择而言，大多数患者及家属，往往因缺乏医疗知识，在用药及器械选择上，不过是以价格认可或费用承受能力来确定最终如何治疗。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这个“共同决策”，因为因没有法律效率，自然会被轻易推翻。如果让“共同决策”具有法律效率，显然有过度保护医院及医生权益嫌疑。因为大多数患者在医疗部门和专业技术性极强的医生面前，毕竟属于弱势群体。 　　其实，每次治疗前或手术前，院方、医生多首先与家属进行相关沟通，将情况尤其意外情况通报家属，并要求患者亲属签订书面文字，这已经具有“共同决策”的效用，无需重复沟通、决策。而且遇到紧急症状，如交通肇事受伤亟需抢救等情形，也该首先由院方、医生及时诊断并拿出治疗方案，家属或许不在场。如果非要有医患共同决策在先，而后才实施治疗，只会贻误最佳治疗时间。 　　医患关系紧张，医闹事件频发，根源在于医疗部门的逐利属性。这使得医生与患者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买卖关系。患者及家属本来就支付了高额医疗费用，遭遇大处方、抗生素滥用、过度治疗、高价医疗器械等潜规则，却得不到满意的治疗，在情感上谁都接受不了。一旦出现事故，自然很容易诱发矛盾，并瞬间激化、升级。 　　尤其，医疗部门的逐利属性，在医院内部，往往在待遇、收入上细化为三六九等，收入少的医护人员，或许内心多有不平，治疗及看护过程中，玩忽职守、职业道德沦丧而导致的人为事故也会屡有发生。由此造成的医患矛盾，跟医患共同决策，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的。 　　如此，医疗改革必须从根本上动刀子，必须总框架明确，极大限度增加财政投入，切实彰显公益属性。没有这个前提，再怎么探讨医患共同决策，都注定是夹缝里求生存之举，徒具理论乌托邦意义，无从落地实行，希望渺茫，最终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