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年龄加起来近两百岁的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这次他们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医患关系被称为当下中国最为难处理的关系，百度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患者家属无故殴打医务人员，还是医务人员误诊引发的医闹，都无法避免地将医患关系推上了火山口，随处随地都有可能爆发。 　　医患关系紧张至此原因诸多，存在着医生责任心不强等原因而造成的医疗事故，也有患者不配合造成的医闹，更有患者素质低下将责任全部推给医生，但无论哪种类型，再加上高昂的医疗费用、极不平衡的医疗资源，这些都在无形中助推着紧张的医患关系。 　　透过医患关系的种种，不难发现，当下的中国如果要实行“医患共同决策”，实在是跨度太大。医患共同决策，是指医生跟患者共同参与，双方对治疗的各种结局进行充分讨论，最后得出相互都能够接受的、适合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过程。目前我国仅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国民素质不能说一日千里，脱盲都处于攻坚阶段，毫无疑问基本的文化水平都没法完成，离“医患共同决策”的基础自然相差甚远，又何谈医患平等对话、共商病情？ 　　当然，在医患纠纷难以缓解并螺旋上升的语境下，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提出的“医患共同决策”，的确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至少他们为解决好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在积极努力做着探讨，而且在他们所处的文化层次和思维角度来说，“医患共同决策”是个良方，毕竟很多西方国家的医院早就实行并推广，效果良好。 　　医患双方打开“话匣子”，诚心交谈，共商治疗方案。此情此景是如此的和谐和美好，但放在当下的中国，无异于海市蜃楼。有医生质疑：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了，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医生会“共情”、“共策”吗？只怕是“矫情”了。 　　有些东西与国际接轨是好事，有些事情却着急不得，比如国民素质的提高、全民享有平等的医疗资源、公正不阿的法治社会氛围等等。说到底，要想解决好当下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医患共同决策”是个理想的奢侈梦，还得别辟与当下配套的捷径，如深化医改、强化社区医疗、减少城乡医疗差距、分级诊治、依法办事等等。毕竟，当下医患关系紧张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医患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整个社会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