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和10日，四川代表团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这部层级仅次于宪法、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会给四川带来什么影响？草案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修改？代表委员们在讨论中，纷纷建言，亮出自己的观点。（3月11日四川日报）
立法法是规范立法行为的法，是“管法的法”，因此有“小宪法”之称，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也就是说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宪法和上级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制定出适合当地发展、社会稳定、群众需求的相关法律，有了立法权，地方的权限也就大了很多。为了得到这种分量巨重的立法权限，各地对地方立法权的争取由来已久。按照15年前的规定，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可分为3类：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而1994年之后，国务院再未批准设立较大的市。立法权的分量可见一斑。
2013年11月，《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我国首部规范民间融资的地方性法规。放权，让地方发展有了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特色”之处，这种“特色”就立足于因地制宜而促进地方较快发展。同时，有了地方立法权，就拥有比政府规章、红头文件效力更高的依据，一些好的做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因领导人变换而频繁改变，持续、稳定发展也就有了一段时间的良好实现。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整治违法小广告、打击黑出租车、治理停车场乱停乱放现象、规范广场舞、治理本地环境污染、保护本地风景区等，都将可能有专门的法规作为后盾了。地方立法权的“红利”由此凸显。
然而，有的地方却拿着地方立法权当作了权力“超脱”、“任性”的“鸡毛令箭”，将立法权与领导意志、意见等同，作为谋取地方、部门的“保险库”。 地方法规的起草制订多是以某些相关部门为主导，既是运动员，还是守门员，更是裁判员，这样一来里面难免“杂点私货”，过滥的行政许可、不当的行政处罚、集资、摊派等背后都能看到部门利益的身影。这样的立法就有点胡乱而不是“以民为本”，就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放权，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层面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立法权和事权、治权是相关的。“法不是想立就立的”，地方立法必须得“控”。首先，地方立法必须建立在宪法以及上级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并框于之内，必须防止拍脑袋立法，防止防治立法权限不清、冲突、交叉，防治与省一级地方法规打架。就像是一个大树上的无数个枝桠，根是同一的。其次，地方立法必须建立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之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看当前、谋长远、想全面，而不是打擦边球、钻漏子谋求私利，更不是朝令夕改。第三，地方立法权大部分涉及到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息息相关。地方立方必须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目标，让群众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参与立法。民主立法是地方立法最靓丽的风景线，是限制“有权任性”的最利武器，也是群众最骄傲的事。
良法，让权力发挥最大的为发展、为民生进行管理、治理的权限；良法，让全社会有着共同遵守、共同维护并形成行为自觉的遵循；良法，让民主得到充分体现，法治信仰更加坚定。放与控有机地统一，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会更恒久、更有效、更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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