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2-4-22 10:09:28) 成都日报 编辑：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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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大”与“小” 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标志，它检验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更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发展到今天，其形态始终在更新变化。我们对于城市的理解，就不能再限于一块密布高楼大厦的土地。看待城市的变化，理应渗入更多的辩证思考。锦观智库推出城市辩证法系列，首期我们关注城市的“大”与“小”。 如何建好大尺度城市空间 （访谈嘉宾：焦永利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中浦院牛津大学联合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 锦观智库：现在的城市发展思路有了更复杂、更宏大的视角，不仅纳入了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也更强调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和历史视角。这对城市发展意味着什么？ 焦永利：城市越大，治理的复杂度也会大幅上升。因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拓展视野、综合施策。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引擎，国家中心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进入新时代，成渝地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菱形”骨架西部顶点的特征愈加强化，对周边的辐射力、带动力不断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持续推进，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地位就成为必然之举。从城市发展层面来看，这是成渝地区发展基础与潜力的政策表达。城市群、都市圈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空间形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有助于整体上实现空间规模收益递增。 锦观智库：超大城市的出现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这一趋势有没有新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让超大城市的发展健康可持续？ 焦永利：我国的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持续攀升，正在迈入新的历史方位，面临新的机遇和重任，可以总结为“一个大趋势+一个新思路”。所谓趋势，是指“城市进化”。我通过分析历次科技产业革命与城市发展的范式变革发现，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呼啸而来，给城市带来系统提升、整体变革的进化机遇。因此，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亟须新的思路，我称之为“城市研发”。也就是说，面对城市进化的跃迁节点，一方面需要继承历史经验、借鉴国际案例；另一方面，需要超越线性思维、模仿思维，基于城市史、比较研究、城市理论等层面的基础工作，通过整合科技产业变革与新的营城理念，创造人类城市发展历史上的“原创品”，探索城市进化的新方向、新方案。 对成都来说，需要从“未知—已知”循环、“需求—供给”循环、“中心—区域”循环、“国内—国际”循环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创新功能、产业优势、城市能级和开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带动城乡、区域发展，积极融入全球高能级城市网络，探索公园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新路径。 锦观智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提到，实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之一是特大城市要瘦身健体，大中城市要补齐短板。如何理解这个说法？成都该怎么做？ 焦永利：对中心城市来说，瘦身是手段，是阶段性、动态性的，而健体是目的，是持续性的追求。过去，在追求以规模扩大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下，一些城市的人口、空间规模迅速扩张，超出了合理的节奏，越过治理能力边界，导致交通、环境、城市安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存在着一定的“治理赤字”，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存在差距。 对于成都来说，瘦身健体可能体现在几个维度上：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维度，要落实国家战略，实现成渝相向发展、分工互补，着眼长远发展，搭建大尺度、更具弹性的区域骨架，合理划定生态控制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做好战略留白，保持合理开发节奏，为人口要素的集聚创造结构性条件；在市域维度，要推动公园城市示范区各项工作加快落地，实现集成规划。加快推动新城新区开展高水平、整体性“城市研发”，建设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承载力的未来之城，同时推动中心城区功能合理疏解，开展城市更新，促进减量提质，优化人居环境；在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维度，要加快补齐市政管网等领域短板，确保城市安全运行，提升教育、医疗、体育健身等方面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衡化程度；在城市治理维度，要围绕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要求，提高智慧城市建设水平，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高效运行，确保城市治理能力边界动态领先于城市的规模变化和格局调整。 如何建好小尺度社区场所 （访谈嘉宾：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锦观智库：为什么在超大城市治理中，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社区这样的“关键小处”？ 何艳玲：城市是大尺度的建设空间，社区是小尺度的生活场所。城市与社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区为什么重要？在复杂的城市系统中，社区是一个敏感单元，是人民直接可感知的空间，能反映人民实际需求，传达人民真实声音。 社区是治理体系的末梢，是履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切入口。城市有发展，社区也会有变化。从以人为核心的角度来看，社区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实现城市精明增长的关键，是人民可以直接感知的空间。 因此，精准高效的城市治理必定会聚焦在社区这一居民生存生活的共同体，如果社区居民亲身感受到社区更加和谐了、环境改善了、回家上班的路更美更通畅了，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生动实践就更具象化、清晰可见了。 锦观智库：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在社区这个层面怎么实现？成都如何把小尺度的社区作为超大城市精细治理的一个切口，在微观层面上实现人民城市的构想？ 何艳玲：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起点和终点。成都基层治理的最大特色，在于将本属于城市治理体系的末梢纳入到城市治理的顶层设计进行考量，通过整体制度设计、行政流程再造、治理思路变革和治理技术创新，实现基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一体化、一元化、整体化、结构化、模糊化向内涵式、多元化、差异化、个体化、体验化、智慧化的转变，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适应，进而构建便民利民育民乐民的社区共同体。 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要创新治理思路，变管理者思维为使用者思维。首先，要建立完善居民诉求对接机制；其次，要建立更加灵活、更有创新性的社区公共服务筹集机制；第三，要培育社区骨干，让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 锦观智库：成都的烟火气一直广受赞誉。成都的烟火气，在社区这个层面是怎么体现的？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提升成都的烟火气，您有什么建议？ 何艳玲：烟火气体现了成都社区的治理温度、发展热度和人文厚度。在成都，社区的繁荣是有烟火气的繁荣，社区治理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上挖掘经济增长点，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再造社区商业，便民利民，进而打造消费场景；将文化嵌入社区，熏染积极的价值观念，增强居民的情感联结，进而唤醒各个社区的特色文化底蕴，拉动文化消费，促进居住生活空间、消费空间与休闲游憩空间的有机融合。 成都已构建了社区持续发展的机制。未来，首先应推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是非常好的契机。第二，是制定科学的城市空间设计规划，通过提升城市空间，把商业、居住和城市的公共性融汇在一起。第三，是构建“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以社区为半径，通过大力推进背街小巷改造，以小尺度、更精细化的更新策略，布局社区商业，提升社区的烟火气，以此激活社区活力，同时也解决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生计问题。 锦观智库：对大多数人来说，美好的城市生活就是美好的社区生活。如何让社区和城市生活实现同频共振？ 何艳玲：对市民来说，美好的城市生活更多是体现在社区生活。如何在城市治理中回应和解决人民诉求，这是成都社区治理的核心。总的来说，成都的实践经验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城市治理专业化的基本路径，揭示了成都对于“何为人民城市”的构想以及“如何建设人民城市”的思路、方向；二是城市治理专业化的实现机制，呈现了成都“如何实现人民城市”的机制和策略，以及党和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到底什么是人民的城市？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成都人民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成都面临的重大治理命题。 观/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当代超大城市治理的运作原理结构》： 汲取西方发达国家风险社会治理的教训，既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整体性治理体系，又需要我们在合理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在关键时刻、重大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能够“找得到人与组织”，既起到实现快速处置重大风险性事件、恢复超大城市社会秩序的目标作用，又起到安定人心、发挥合力、推进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超大型城市规划与治理为什么需要社会博弈论》： 城市规划的过程中，需要让市民对城市产生拥有感，这也就是要让市民能够就近充分地、相对廉价地享用城市生活中的公共空间。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空间的充分建设，有助于增加市民对城市的拥有感。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超大城市治理的三点思考：规模焦虑、治理负荷与技术赋能》： 首先，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追求的价值理性是在城市治理中树立信息化思维，共享和开放大数据，对大数据“技术崇拜”保有清醒的认识，把数据异化转化成数据红利。其次要贯通应用场景—政府架构—社会治理三元进路。最后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策略回应，要更新和丰富沟通技术、治理领域的知识。 本报记者 陈伟 张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