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2-4-20 10:31:39) 成都日报 编辑：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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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超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支撑。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城市逐渐成为治理的主要场景，而超大城市更是城市治理的核心，是其他城市进行治理经验学习和借鉴的标杆。 作为西部的超大城市，成都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肩负着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重要使命。本期《理论周刊》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学术院长王亚华，就超大城市治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任务，成都如何构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展开探讨。 专家简介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博导、副院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兼任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学术院长，中国机构编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公共事物学会（IASC）中国区协调人，国际学术期刊Worl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创刊主编。 超大城市公共治理面临新挑战 成都日报：超大城市作为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中国超大城市治理中呈现哪些阶段性特征，如何精准研判超大城市“大城市病”的突出矛盾和成因机理？ 王亚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目前，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处于快速调整优化的变革期，工业和服务业占经济增长比重不断增加，城市建设和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面对这些挑战，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同时，也给我国超大城市公共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 超大城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超大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成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作为城市文明发展前沿的典型代表，当前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即变化的瞬时性、管理和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城市问题的关联性。超大城市在空间布局和规划、环境保护、城市人口流动、交通管理和城市安全等公共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的共性问题。比如，单核集聚现象比较明显，产业、商业规划过于集中，造成城市核心发展区人口、资源承载能力严重过载，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工业污染以及土壤污染问题以及大量人口涌入城区，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保障及养老问题日趋严峻等。与此同时，各个超大城市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发展特征，面临着一些特性问题亟待解决。 这些超大城市的公共治理问题是怎么来的？究其因果，主要还是根源于工业化后期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一些中心城市的超常规发展，使得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模严重超出了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统称为城市病。一直以来，关于城市病的研究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但如何精准研判哪些问题是城市病，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日本城市学会会长矶村英一在《城市问题百科全书》中提出，只要是导致城市有关个人、社会和集团的生活功能失调和功能不稳的问题，都可以归类为城市病。 以制度优势构建公共治理新格局 成都日报：在城市治理特别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前沿研究中，有哪些可以供成都学习借鉴？ 王亚华：整体性治理亦称全局整治，主要是由佩里·希克斯基于英国政府改革实践提炼的这一理论。虽然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实践模式均起源于西方，但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是治理理念的革新。整体性治理以解决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为政府行为主旨，治理理念回归公共性，注重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其次，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整体性治理理念主张政府内部各机构之间、政府与外部公私部门之间为了解决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而加强合作，注重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辅助功能。再次，是组织形式的创新。组织形式以及组织内部结构设计是政府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工具，整体性治理的实现需要与之适应的政府组织结构的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国家机构履职能力的高低直接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要推进改革成果系统集成，做好成果梳理对接，从整体上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在运行中呈现出组织碎片化特征，机构重叠与职能交叉使得政府部门间沟通效率低下，协调与整合困难。可以借鉴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努力克服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的问题，提高对涉及不同公共部门、不同行政层级和政策范围的复杂问题的应对能力，同时积极构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通力合作、运转协调的公共治理格局。 探索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 成都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工作总要求中，要求城市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当前，城市治理的形势和任务早已超出传统认知和历史经验，如何探索与中国特色相适应、符合城市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王亚华：超大城市是我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产物，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城市发展的大问题，也是成都等超大特大城市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考题。结合中国超大城市发展实际，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共建共治共享，适应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厘清协同治理主体责任边界。协同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方面。对政府而言，治理过程就是政府自身从单纯的“管理者”到“管理者”与“服务者”并重的角色转变过程；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的过程。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协同治理，需要重构治理主体之间博弈与合作的新型关系，完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协同治理制度保障。政府对社会组织应做到积极培育与依法监管的平衡，社会组织应优先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主要反映所在群体社会需求，满足政府职能难以有效覆盖的具体或特殊社会需求。 二是充分回应协同治理主体多元诉求。公众利益诉求充分表达，是决策的重要基础。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诉求呈现广泛性、多元化特征。政府要为公众提供表达民意、沟通协商、合作共治的网络渠道和平台，对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地回应，满足公众网络参政、议政、督政的利益诉求。 三是构建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共识导向、协商决策、跨域跨部门合作，尤其强调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着力处理好管理与治理、维稳与维权、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技术支撑的长效机制。 成都日报：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成都迈入超大城市治理新阶段，有哪些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王亚华：总结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基层治理、网络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治理理念、方式、手段，可以为成都市迈入超大城市治理新阶段之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一，系统治理。城市治理除了社会建设以外，还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内容和要求，说明城市治理不是单一的治理，而是系统的治理。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建立了一个协同治理机制。这个机制的关键是，街乡社区的“吹哨”，多部门综合执法，条块之间基于综合执法平台加强了合作，党建引领下的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合作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 第二，依法治理。我国社会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新矛盾新挑战，政府治理面临着“再造”的法治化进程。成都市创新建设社区（村）法律之家近3000个，将法治触角有效延伸到社区乡村、居民院落，逐步实现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到“触手及”的转变。 第三，综合治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综合治理能力，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2018年8月，北京市出台《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100 余项措施渐次落地，剑指民生痛点,“回天地区”的老百姓不仅感受到“幸福来敲门”，也目睹着“家门口的变迁”。 第四，源头治理。将治理重心细化到城市社区、农村、厂矿、车站、码头的每一个角落，用网格将人群分区，将服务具体化、专业化，将社会组织培育扶持为治理主体的一员，用法律法规引导社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发挥最大作用，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及义务，自我发展、自我治理，在基层形成庞大的社会治理网格体系。 成都要着力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 成都日报：《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对成都的发展定位之一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成都如何践行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的理念，探索大城善治路径，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 王亚华：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标定了新时代成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路标，是成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未来，成都探索建设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需要创新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加快完善与城市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法治良序的城市治理体系。 一是实践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于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中。补齐硬实力短板，着力夯实产业基础，以产业发展聚集人才。同时在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多下功夫。发挥软实力优势，全面展示出成都更富魅力、更具亲和力和更有吸引力的风范形象，不断提升在全球舞台上的显示度和辨识度，真正彰显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格局、水准和气度。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时代的机遇，以更大力度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开创超大城市治理新局面。 二是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城市治理体系。要建立完善城市法规体系，形成具有成都特色、能够满足全球城市发展目标和治理要求的城市治理地方法规体系。要加强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继续推进城市管理领域的大部门制机构改革。在社区层面探索建立自下而上的问题清单制度，加强基于社区的自下而上型需求反馈功能。建立政府、社区、企业、市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要持续优化精准政策工具。以街道作为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绩效评估的基本单位，细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单元和政策手段。加强城市管理基础信息共享平台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推动信息化的政策模拟与决策支持系统平台的开发运用。 三是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创新城市治理路径。坚持和加强党对超大城市治理的全面领导。以党的领导理顺超大城市的政府管理体制，厘清各部门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权责关系。要运用系统优化思维打通城乡的治理边界。打破地区的行政区划限制和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在全域形成一个布局合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功能齐全的城乡全域治理体系。要将回应公民需求作为政府行政活动的治理导向。从整体性治理推动城市的全面发展，围绕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补齐超大城市的治理短板，防止超大城市现代化过程的“木桶效应”。 四是要把握超大城市治理规律，提升关键治理能力。建议适当降低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提高城市总体经济密度，实现全域范围空间均衡；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实施多污染物协同防治；科学构建超大城市立体绿色智慧交通体系；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防控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论超大城市治理 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之路。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率先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 ——2020年11月12日，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2020年3月10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上海要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2018年11月6日至7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