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http://www.scol.com.cn(2021-10-13 9:49:56)  成都日报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杨英杰
作者:杨英杰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1929年深冬,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古田出发,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1972年,画家何孔德创作了油画《古田会议》,再现了这一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历史时刻。 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发布的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次次跨过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危机,关键在于党高度团结统一,具有强大的领导力执政力。”

  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来自哪里?主观层面,来自有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之强大自我革命意志;客观层面,来自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历史性成就熔铸的澎湃的文明自信。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来自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与时偕行的自我革命实践、书写于中华大地的前无古人的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实践。

  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对弱小民族遭遇的深刻同情,其理论的彻底性、科学性,深深地打动了正处于理论彷徨之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伴随五四运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共产主义小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840年鸦片战争对国人的首要冲击是深感技不如人。改良派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之长,主要在于“器”。因此,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近代开放发展之路。以甲午战争为标志,大清的洋务运动完败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于是,痛定思痛,戊戌变法发动了。然而,以制度变革为鹄的变法在顽固派守旧派的残酷打击下仅存百日,即惨烈收场。随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在其发生时点虽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清王朝如秋风扫落叶般瞬间倾覆,则证明了革命的必然性和腐朽专制王朝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则让有识之士深感中华文化亟须涤荡其糟粕,以新思想新理念赋予其新的发展力量。新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形成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精神风尚是反对传统主义和儒家思想,倡导完全西化、“科学”和“民主”。

  然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在中国人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次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近的封建压迫严重、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使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

  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这一切,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一种感情上的亲近,也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并接受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加之一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虚伪性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对弱小民族遭遇的深刻同情,其理论的彻底性、科学性,深深地打动了正处于理论彷徨之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伴随五四运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共产主义小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流派众多,纷繁复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就是通过与各种流派的论战中发挥影响力的。通过各种论战与学术争鸣,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理论力量和理论自信,越来越多的人经过比较、鉴别选择了唯物史观。

  随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伟大的自我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如火如荼,推动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亦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以愈发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蒋介石在1947年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感叹:“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其实,在1946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吴铁城和陈立夫整理汇编的《党务革新方案》,早已给出了清楚的答案:“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这段话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国民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时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一以贯之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打下江山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2013年4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毛泽东同志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亦明确指出,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如何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必须时时刻刻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建设。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格,也是党最大的优势。

  大革命时期,党以自我革命精神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为中国革命开辟崭新的道路;土地革命后期,面对“左”倾错误,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军事领导集体,使当时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现象,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纠正错误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全党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期。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复杂变化,特别是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刮骨疗毒的雷霆手段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保障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与时俱进。通过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确保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如火如荼,推动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亦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以愈发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澎湃的文明自信

  中华文明雍容典雅之宏富深广气象、开放包容之独特价值体系,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无纤尘之私心的执政理念及其日臻完善的制度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先进而厚重的理念和制度基础;涌动于其血脉之中的澎湃的文明自信,亦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执政力之精神源泉。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空气不浓厚,批评道:“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里,毛泽东把总结和承继中国自己的老祖宗思想资源,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之根。

  1973年,已到人生暮年的毛泽东更是谆谆教诲,“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纳入以“乌龟壳”所象征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看待,这样一种大历史观,是有很深刻的含义在:就是要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进而带领中华民族持续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之角度,更深刻地理解其历史合法性、文化合法性。

  什么是一个执政党的合法性?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制度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这种合法性来源于其执政的有效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绩效,即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用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深深根植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心中。仅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国人民摆脱绝对贫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过上了日益富足的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生存权发展权有效保障。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万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大幅缩小,形成了超过4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发展,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就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辉煌大道上。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诚哉斯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进而言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文明自信之彰显。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沃土之中而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型塑了历经百年苦难与辉煌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文明雍容典雅之宏富深广气象、开放包容之独特价值体系,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无纤尘之私心的执政理念及其日臻完善的制度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先进而厚重的理念和制度基础;涌动于其血脉之中的澎湃的文明自信,亦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执政力之精神源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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