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1-8-23 7:35:11)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对话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最早设计者之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
数量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数学关联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用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对经济走势、宏观调控方向与力度等提出政策建议。 建立经济模型，是数量经济学开展研究的重要方法。1991年启动的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首次采用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形势运行做出准确把握和预测，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就是上述经济模型的设计者之一。利用数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他长期参与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不久前他到访四川，借此机会川观智库邀请他从数量经济学谈起，为四川的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汪同三表示，通过数量经济学的办法建立经济模型，可以为四川提供经济领域的“实验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模拟预测、预警评估等。 用好经济模型的模拟、预测、预警、评估等功能，辅助解决实际问题 ●经济模型的关键点就是模型的设定和参数估计，基础是要先整理数据出来 ●用微观研究宏观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建“经济实验室”需要系统集成的理念 川观智库：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部分授予了一些数量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比如克莱因、詹姆斯·赫克曼。有种说法称它是经济学领域的“显学”，你如何看待数量经济学？ 汪同三：数量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方法，它讲究的是把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去解决实际经济发展问题。 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他的代表作《资本论》讲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时，用数学公式将其表示出来，现在来看公式可能很简单，但在当时是非常领先、非常科学的，准确表述了消费是通过实现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只有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再生产，即实现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投资的消费，顶多是简单再生产。 全世界几乎没有经济学会，唯一的一个就是经济计量学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上百人中只有科斯不搞数量经济学，除此之外全都可以划归到数量经济学，甚至还有数学家得经济学奖。所以我们讲研究方法非常重要。 川观智库：它的科学性，具体有哪些体现？ 汪同三：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于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我个人理解至少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可以为经济学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通过数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形式进行推导演绎，出现新的更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内容，并运用于实践。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重要会议文件中。它是通过生产函数（即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把直白的理论描述，通过数学算法、公式的推导演绎，得出科学的概念。 现在研究所谓生产率的问题，就是在理论基础上进行全要素分析，用数学工具得出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些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贡献。 第二个作用，对于现实经济问题，除了理论分析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用数量经济学，特别是现在比较广泛应用的经济计量学来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实现两个效果。一方面从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的数据，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以加深经济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可能证伪，证明某一种理论有缺陷，提出一个反证来。 第三，数量经济学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实验室”。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都是可以通过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研究的，但经济问题很难建立一个实验室。我们现在好多经济政策要运行前就先搞试点，这就是试图想搞一个实验室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试验一下政策怎么样。但试点得出来的结论可能不具有普遍性。 如果用数量经济学，特别是建立经济模型的方法，就可以为经济学的研究、经济的运行提供另一种形式的实验室。不同规模、不同用途的经济模型，就是“经济实验室”，它可以对实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模拟、分析、预测、预警、评估等。 川观智库：我们建立了哪些经济模型？汪同三：以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研究工具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中国政策模拟与分析，是中国社科院的代表性成果，在国际国内产生着重要影响。 我国最早通过经济模型做预测，是在1991年，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通过“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做分析和预测，学着出报告，春季一次，秋季一次。春季主要预测当年，秋季预测当年和下一年，中国经济蓝皮书就源于秋季报告。 做预测更重要的是分析，我们现在的预测报告叫作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分析放在前面。我们每年的预测报告里头，第一部分就是模型的预算运行结果，预测数字。第二部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形势好的，经验是什么，还存在着哪些问题，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三部分政策建议，对两三个在当时比较重要的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剖析，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川观智库：地方有必要建立“经济实验室”吗？比如四川？ 汪同三：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预测，计划经济要做的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出现问题修改计划，接着再执行计划。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带有市场经济的特点，还带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又需要重视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所以不单单要研究生产力，同时更要注重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要有科学的方式来计算。 四川想要发展经济，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通过“经济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预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能为政策提供启示。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预测都是很有必要的。 川观智库：四川怎么建好“经济实验室”呢？ 汪同三：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但首先要有很多基础研究。四川有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很多高校资源，要先把基础研究的事情做好。 经济模型的关键点就是模型的设定和参数估计，而这些工作的基础是要先整理数据出来，在把数据整理好后，通过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建立起模型。 用微观研究宏观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从模型的角度来看，大概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丰富数据。比如全国GDP只有一个数据，换成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就有了31个数据。如果全国GDP的历年数据，再加上各省市自治区的历年数据，相当于继续增加了数据量，拓展了经济计量模型的施展空间。 还有一个思路是模型设定微观化。比如我们研究消费，如果只研究全国的消费，那就只有一个函数，如果研究31个省市自治区的消费，那就有31个消费函数，以此类推下去，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消费函数的话，那这个信息就更充分了。按照这条路径做下去，就是系统集成。 四川要建好“经济实验室”，需要系统集成的理念。系统集成概念是钱学森提出的，他针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这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成功使用过。 系统集成理念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其基础就是建立“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模型体系”，它的研制开发有三个范畴层次的模型：理论概念模型，能够逼近现实的数学模型，能够在超级计算机运行的计算机模型。我们曾和一个人合作，拿他的系统集成法得出的结论就是“4万亿经济刺激”会带来通货膨胀。是很早的尝试，预测很有用。 大数据挖掘、超级计算机计算能力等技术，为以系统集成理念建“经济实验室”提供了条件。成都的超算中心就很好，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川观智库：眼下，我们能为疫情影响的经济做出预测吗？ 汪同三：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2020年以及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表现较好，原因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疫情肆虐，经济还没有恢复，他们需要很多物资的供给，中国能够比较有效的恢复生产，有较强的出口供给能力，我们的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现在随着其他国家经济恢复，中国出口竞争力是否还能保持，有着比较大的压力。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打压措施没有任何缓解，所以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还能不能保障出口对经济那么大的贡献量，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疫情的反复使我们的经济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尤其7月份的经济数字公布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经济仍然在保持着恢复的增长，但还是比预期少。现在要做精准预测的话比较难，因为新冠疫情是一个在经济风险之外的因素，它刚刚出现才一年多的时间，对它的认识了解不够，因此不在模型之内，模型是有一个边界的。 从经济模型分析看，解决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是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表现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之间的比值越大，老百姓得到的越多 ●四川应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川观智库：基于经济模型分析和预测，你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汪同三：经济模型分析和预测反映了当前一些宏观经济困难，存在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我认为是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表现。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现在看来最关键在于解决收入分配结构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可以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认识。宏观层面主要是GDP的收入分配结构。GDP统计有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三种算法，收入法中GDP是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公共收入之和构成的。而按照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企业收入最终也可以分解到居民和政府头上，也就是居民收入和公共收入。所以宏观层面最基本的两个收入分配对象，也可以说就是居民收入和公共收入，两者的结构关系是收入分配环节的关键内容。 在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分配结构表现为积累率占比多少问题。当时投资更多的是在政府手上，所以公共收入部分的比例在上升，居民拿的比例相对来说在缩小。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实力提高了，收入分配结构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处理好了，才更有利于经济的均衡稳定发展。 川观智库：具体怎么处理这个比例关系呢？ 汪同三：处理这个比例关系，把握两个原则：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多人民币，这个比例是不合适的，国家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讲得多的是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讲的是两个同步。执行两个同步的政策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实际执行结果总是居民收入的增长略慢于经济增长。我的主张是，更多地关注两个提高，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先强调提高，然后是同步。 我们讲的两个同步也好，两个提高也好，这是宏观政策，宏观政策要在现实中体现出来，怎么体现的呢？一个工人，要求老板涨工资，如果老板涨了，那起码在这个人的案例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就提高了。如果大多数企业都这么干，那么整个宏观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就提高了。 但是如果老板不干，员工和老板的矛盾闹到政府，那政府应该支持员工。也就是说，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在劳方与资方纷争中更多地支持劳动者这一弱势方。 提高居民收入，除了要提高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这两种资产还应该是金融资产占大头，但是我们国家是非金融资产占大头，就是房子。 川观智库：刚才说分宏观和微观层面，那么微观层面呢？ 汪同三：从微观层面来说，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处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实际上是效率和公平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如何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如“调高、扩中、保低”的政策真正落实，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川观智库：对四川的经济发展状况，你怎么看？ 汪同三：我是做数量经济研究的，关注数字是最起码的。我看了看全国上半年GDP的增长和四川GDP的增长，后者略低一点，但谈不上太大的区别。 我们说“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投资、消费是内需，进出口是外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要保持比较好的增长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外需，国际市场对中国需求大对于我们是一个利好。中央一直强调的抓住战略机遇期，实际上就是说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刻，世界经济市场对我们来讲是机遇。 对四川来说，更要抓住机遇实现利好。我认为四川的实际情况是：第一，经济优势是内需相对外需更强劲，这是优点。比起全国来讲，四川的经济更多依靠自己内部的内需增长。第二，四川要进一步朝着外需上面去发力。 川观智库：四川要积极突破地理限制，对吧？ 汪同三：是的。四川的外需增长情况，和它的地理环境有关，是内陆省份。但实际上，四川已经做得挺好了，比如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高速铁路大通道，有成都到欧洲、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班列等。另外，四川还存在很多增长空间。抓住这个空间，就是要抓住两条“路”——一条是“一带一路”，还有一条是长江经济带。 上半年消费这一块四川比较突出。可以肯定的是，四川的消费环境非常好，给居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消费对于经济的支持，是四川一个重要的优势。但是消费和进出口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补强进出口的同时，四川还要继续通过扩大消费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四川的经济数据同时反映省内区域差距不小，四川要推动共同富裕就要把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误入”数量经济 学用认真成就“第一” 与汪同三的对话，是在傍晚的一个小时散步过程中进行的。每天晚饭后步行约5公里，是他数年如一日的坚持。 透过这份坚持，仿佛看到了他钻研数量经济学的毅力。大抵也能理解，为什么汪同三的学术生涯中，有如此多的“第一”：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博士，参与研制中国第一个自己的经济模型，我国第一本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第一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之一，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之一…… 回望七十余年的人生，他谈得最多的却是“偶然”，“要是没有‘文革’，我可能去学化学；要是在恢复高考时不被‘嫌弃’是大龄青年，我可能就学了物理。”他说，经过人生的几个十字路口，最后学了数学，竟然是因为“数学不做实验，只要拿个圆规、拿个尺子就可以上课了，是最简单的，所以我就报了数学专业，就这样跟数量经济拉上了关系。” 没想到，本无缘“实验”的他，后来竟跟“经济实验”打了一辈子交道，一直扑在经济模型的设计、修正等工作中，通过数学、计量学方式，做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各种实验，为国家提供经济预测、分析等“实验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启动了一重大项目，首次采用经济模型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分析、预测。中国社科院承担这个项目后，汪同三是主要的执笔人之一，“我们要给中央写报告，一年两次。当时觉得项目的成果还是有价值的，能够为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点有益的信息，于是开始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印刷。做封面的时候，所里只找到了蓝色封皮纸，于是就成了‘蓝皮书’。”又一次“偶然”，中国有了自己的首份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 尽管在交流中，汪同三对其诸多“偶然”轻描淡写，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智者展现出的随遇而安、沉稳有力。 沉下去，沉得住，所以才是他——能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参与美国学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项目，建立起最早的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能够十余年一直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等。 汪同三把自己做事的秘诀简单总结为两个字：认真。“人生中、工作中，遇上了这些事，就认认真真地去做，做好本职工作。把工作认认真真干好了，结果自然就来了，只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