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切身感受书写乡村十年惊蛰之醒

http://www.scol.com.cn(2021-7-9 16:28:51)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肖姗姗 成博
作者:肖姗姗 成博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编者按

  7月7日。小暑。中国文坛却在为“惊蛰”而动。当天,李敬泽、阿来、梁鸿鹰、孟繁华、贺绍俊、刘庆邦、陈福民、张学昕、刘琼、王春林、何平、杨庆祥、张莉、邢春、刘大先、李云雷、饶翔、舒晋瑜、杨青等19位作家、评论家齐聚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四川作家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

  《惊蛰》最初刊登于《十月》杂志2020年6期。今年7月,《惊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这是一部讲述底层少年凌云青抗争与成长的长篇小说。

  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经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历史巨变的缩影。围绕《惊蛰》,与会嘉宾就时代与个人、乡村文明的现代化、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等多个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期文艺评论版特别聚焦此次作品研讨会,分享与会作家、评论家的部分发言观点,敬请垂注。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凭借直觉写出的一部有力量的作品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直言这部作品带着特殊的年代感走进他的视野,让他深有共鸣。“这样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对于我们这些同代人来说,读的时候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河北人,也是一个城市人,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沧海桑田。”

  李敬泽坦言,他特别高兴能够看到像杜阳林这个岁数的人现在来写一部像《惊蛰》这样的小说,“写出了那一代人,同时也有非常独特的、带有强烈地方性的经验。”

  李敬泽同时提出,这个小说还是不纯熟的,“像大家都提到的有些情节不尽合理,的确存在。不合理说明都是生活,都是真的,生活中的真事常常是不合理的,纯熟的小说家拿过来一定会把它合理化,但那些不合理的可能就是真的,在这部小说中还保留着。当我们说虚构和非虚构的时候,就是在这一部小说里,一个作家的虚构能力、冲动,和他的非虚构的、沉重的这个牵引力同时在起作用。是弱点也一定程度上构成特点。”

  李敬泽还提到了《白鹿原》,他说:“同样是小说,我不相信《白鹿原》所写的农民过的日子会比反转叙事好。但是我们怎么同时又反过来认为《白鹿原》不是苦难、愚昧?”讨论这些问题,李敬泽希望表达的就是他喜欢杜阳林的这种朴素,“他没太想,他脑子里面没有好几套望远镜在这儿倒腾,他可能就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不是知识分子,他表达的就是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关照,这个朴素的力量值得我们正视。”

  对于杜阳林会写第二部、第三部,李敬泽的看法是:“据说杜阳林是要写三部曲,在《惊蛰》中他展现了一种绝对直接的、无可争议的方向性——要横下一条心,凭着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往外冲,要往外走,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但是我想,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后他可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选择、权衡和考验。杜阳林是凭借着他作为一个新锐小说家的直觉,本能写出了《惊蛰》这样一部有力量的作品,但是再往下走的话可能仅仅凭着本能的方向感恐怕就不一定能够走得通。所以当他给自己定了这么大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不仅给自己提了一个写作上的考验,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思想能力、艺术能力、心灵能力的巨大考验和挑战。我希望,也期待、等待着他能够走得更远,看到他更多的新作。”

  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

  小说引发对乡村青年迈向城市的进一步考量

  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首个发言,他将《惊蛰》放到城市化进程上来作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描绘成一条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也就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文学史。走向城市的这条道路主要集结着两类人群:一类是通过现代文明的启蒙,以个人奋斗的方式,以超拔的个人性格,排除艰难险阻,坚定地走向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巨大的个人动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和审美冲击;另一类人群是通过巨大的社会运动——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总体战略一部分的时代背景下,大批农民通过‘移民’形式进城务工,进而在城市安家,努力成为城市居民。”孟繁华认为,《惊蛰》的主人公,应该属于前一类。

  孟繁华觉得《惊蛰》的结构很有特点,“小说上中下三部分,都是凌云青求学路上在绿皮车厢的回忆,绿皮车载着这个青年向前走,年轻人的思绪则向后奔涌。”同时,杜阳林在小说中加入的川北方言也吸引了孟繁华,“《惊蛰》是川北南充的方言,但北方读者不会有阅读障碍,反而平添了新的想象力。”

  最后,孟繁华强调,通过小说人物凌云青乘着风驰电掣的列车奔向城市的这一象征,引发了对乡村青年迈向城市的更进一步的考量。“抑或说他们进城之后怎么样?中国故事还要怎样接着讲下去?”孟繁华对杜阳林提出新的希冀,期待他能用第二部第三部来解答这个问题。“乡村青年的命途如何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走出更合理的现代性,是历史交给作家的任务。”

  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

  “真实”的《惊蛰》讲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觉醒

  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认为,“真实”是《惊蛰》的关键,“杜阳林写了一个乡村青年的苦难成长史和求学之路,很多的细节都写得很生动,这种细节让我们直面现实,可以说写出了底层特别真实的一面。比方写凌云青还是小孩的时候跑到父亲的坟头上浇水,很感人,写出了孩子和父亲的情感。还比如写凌云青要用牙刷刷牙,当时我就想到了铁凝的《哦,香雪》里面的女孩子向往走出乡村,她要一个文具盒,我觉得这和杜阳林写凌云青要一个牙刷刷牙是一样的意思。”

  贺绍俊认为,凌云青这个孩子能在惊蛰中间被惊醒,并不是随随便便被惊醒的,“他蛰伏在土地下是有准备的,他是一个生命,他在酝酿。同样凌云青为什么能考上大学,不是因为他的苦难,而在于他不同于其他孩子的精神和意志。最重要的是那么强大的苦难没有把他压垮,甚至还成为他能够考上大学的关键,是能够蛰醒的关键。”

  “我在想,把这个主题写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典型形象,这个典型形象不仅仅是受过苦难的农村孩子,而是一个在苦难中能够坚持自己的学习意志、能够在惊蛰中蛰醒的乡村青年。这使他很不一样,他甚至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不一样。”

  评论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

  从《惊蛰》中,我看到了写实主义更大的可能性

  评论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表示,“我读了杜阳林很多散文,他的语言和情感呈现质朴,这一点在他的长篇里依然呈现出来了。在《惊蛰》中,杜阳林运用了很多细节的修辞和隐喻,包括延伸的东西。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凌云青上学时的书包,他母亲秀英给他缝的时候,把一个尿素的袋子做成书包,那个尿字呈现在书包上。我觉得他是有意的,是注重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当然也是生活本身就出现了这个东西。”

  张学昕认为,《惊蛰》体现出杜阳林在写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没有凌空蹈虚的东西、很少策略的东西,从《惊蛰》中他看到写实主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所以我说这个小说在试图还原。现在回过头来写1976-1986年中国乡村的状态,肯定是有陌生感的,他也让我们跟他一起进入了一个回忆、整合的状态,回到一个原点的状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作家怎么处理这种经验。《惊蛰》体现出作者对大叙事的去魅,它的结构、叙事形态、语言很本色,所以显得粗粝,却可能更接近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身。”

  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

  小说架构在有控制的个人记忆上

  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最早接触杜阳林的文字是从散文开始的,此次拿到杜阳林的小说,何平也认真阅读。在发表看法时,鞭辟入里。他说:“他和职业作家有很大的不同,职业作家如果选择这样的一个节点,会对大历史有依赖和信任。但《惊蛰》这个小说,从目前的状态上来看,它并不倚赖和信任大历史。”

  他的乡村经验,更多不是通过“知识获得”,而是在场的“肉身经验”,多年以后对自己的一种身体记忆,包括心理记忆的这样一种回忆、记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杜阳林的小说架构在个人记忆的历史上。

  但个人记忆的书写是危险的,何平直言:“对于个人记忆过于依赖的话,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会在捍卫个人记忆与反思个人记忆中间失去平衡。文学史上像这样拥有一个苦难乡村记忆的作家,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在他获得了写作权利的时候,很容易走上为了复仇来写作,为写作赋予复仇的权利,作为对过去受到侮辱和伤害的反弹。”不过在这点上,杜阳林是控制得比较好的写作者,他没有把《惊蛰》变成卖惨的文学。

  何平希望杜阳林能够从自发式写作、个体经验式写作,转换成技术层面的写作,“这样的作家如果转型,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选择、会获得什么,可能是要下一部小说才能看出来。”

  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

  又一个惊喜,没有落入乡村题材的窠臼

  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用两天时间翻阅了《惊蛰》,他说这是杜阳林继上一部长篇小说《步步为营》之后给他的又一个惊喜。

  “很多乡村题材的小说书写总是在忆苦思甜,但作者没有,他用很端正的态度,以半自传的形式,书写了自己的少年成长史。”阿来强调,该小说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没有落入乡村题材的窠臼。“还有很好的是,很多他亲历的东西,他从中挣脱,体现出一种自我救赎,记忆也是遗忘。”

  众所周知,阿来对语言有相当的敬畏,他一直觉得一部小说好不好,语言是关键。“杜阳林的叙事功底是很好的,我想这也得益于他曾经当过记者的经历。长篇小说最难的就在于很多人描写细节,写着写着主线就不在了。而杜阳林凭借他的‘记者’功夫,能把得住!把得住大的枝干,然后生血长肉,细节丰满,主线明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四川文坛后起的非职业作家,杜阳林的坚持与勤奋一直为阿来赞赏。《惊蛰》的诞生,阿来认为就是笔耕不辍的结果,“除了小说,他还在不断尝试散文写作。我很少对别人的创作有所期望,但杜阳林对待文学的态度和眼见的进步,让我不得不关注他。”

  对于杜阳林塑造的小说人物“凌云青”,阿来看到了杜阳林本人的成长影像,他称之为“杜阳林的半自传小说”。“杜阳林差不多就是书里头那个肚子吃不饱又受到各种欺负、没怎么上学,但是最终考上大学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评论家、《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

  读完之后惊心动魄,酸甜苦辣齐上心头

  评论家、《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接连读了两遍《惊蛰》。“一开始看,就觉得写得是如此平常,人是普通的人物,语言平常,故事也很平常。但是,读完之后的感觉是一种惊心动魄、酸甜苦辣,既有对你感官上的冲击,也有对你思想上的冲击。”

  梁鸿鹰看到了杜阳林在刻画人物上所下的功夫,让他过目不忘的就有“小细妹”这个人物。“小细妹这个形象写得非常的温暖,给人以生活的光亮。”梁鸿鹰认为杜阳林挺老到,掌握了一些叙事的秘诀,“这个作品没有理念化的东西,它基本上没有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知识分子,站在一个能够俯视乡下人生活的高度,进行一些评判、评价和评述,这样的毛病没有。他始终写的是生活流,生活不停地向前,细节非常的充沛,构成非常细致的作品肌理。”梁鸿鹰直言,就文学来讲,把生活所有的细节、人所有的挣扎和内心的感受交代清楚了,这个书就成功了。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

  小说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生存智慧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表示,阅读《惊蛰》,让他回忆起很多往事。“小说一开始,说1976年家庭的男主人去世了,女主人带着5个孩子艰难地生存,我看一个开头马上就想起我自己的经历。”刘庆邦表示,“我这个经历在2004年的长篇《平原上的歌谣》里写过,所以读《惊蛰》引起了很多共鸣。其实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但是中国人经过苦难怎么办呢?中国人还要生存,那我就通过我们的小说写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生存智慧。”

  刘庆邦认为,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生活下来,“我觉得我们写个人的经历,其实也是写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它肯定有很多的苦难,正是在苦难中才表现了中国人,中华民族生存的韧性,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

  同时,针对杜阳林未来的写作,刘庆邦也提出了建议,“我觉得一个长篇由两个逻辑组成,一个是大的逻辑,这是一个作家的思想,思维逻辑,这个逻辑是形而上的、抽象的,表达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再一个就是小逻辑,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或者叫人情事故的逻辑,或者叫文化吸引力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大逻辑当然是没有问题,但在小逻辑的把握上,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不太合情理,读者会觉得有一些过。”

  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

  杜阳林让我想到了三个作家

  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对《惊蛰》乡村苦难的书写表示了肯定。他说:“作品对苦难的书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体现在主人公凌云青身上,另一个方面就集中体现在小说里面的女性人物身上,尤其是徐秀英和她的女儿采萍体现得特别突出。”

  同时,王春林还谈到了杜阳林的创作文化谱系。“杜阳林让我想到了三个作家,一个作家是余华。凌云青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跟余华《活着》里面富贵经历了那么多人生的苦难一样。第二个作家是路遥。尽管处于一种艰难的困境之中,但凌云青仍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屈服于自己苦难的命运。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提及了《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所以路遥的小说就构成了杜阳林文学谱系或者文学传统的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个作家是高尔基。高尔基通过自学的方式,自己努力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凌云青也是被迫辍学,他是没法上学,最后靠自己的努力,刻苦自学,最终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余华、路遥和高尔基三种文学的浅文本再加上杜阳林自己深刻、真切的人生体验,二者结合后就有了《惊蛰》这样一个文本的形成。”

  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小说给人一种朴素的感动

  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认为《惊蛰》给人一种朴素的感动。她说:“朴素是指作者没有那么多技巧,他是从生活中来的,同时也讲述了一些很朴素、很直接的道理。而且作品不断地在讲‘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出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而小说主角恰恰也叫凌云青。小说中还有一些非常直接的观点,比如‘一个知识点在他的眼里就像香喷喷的炒蚕豆,又硬又香’,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心里感慨万千,因为现在读书的孩子很少会觉得那些知识点像炒蚕豆一样又硬又香了。同时,《惊蛰》也让我们重新认知到我们普通人、普通生活、普通生存是什么样子的。”

  评论家、《当代文坛》主编杨青:

  这是一部川北的乡村史诗

  在评论家、《当代文坛》主编杨青看来,《惊蛰》为乡村谱系小说找到了新的表达。“小说主要讲了农村青年的离乡,但最重要的还是离开之后的思考,整体呈现了离乡与返乡之间的博弈。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性,可以说是一部川北的乡村史诗,在书写个人命运的时候也有时代的整体回望,对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记录。”杨青认为,《惊蛰》延续的是巴蜀文学的传统,在四川乃至乡土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了一个新的篇章。

  杨青透露,从她与杜阳林私下的交流中,她看出了杜阳林的野心不仅限于书写个人苦难,“他一定会继续追寻乡村和中国的现代性,他到底会走向哪里或者怎么样返乡,又落脚在哪,一切都未可知,所以我觉得阳林肯定有更好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甚至第N部,期待阳林新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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